正是在那时詹国强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卫队支队长施东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日本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汪主席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卫队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詹国强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38年7月20日，在刺杀汪未经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党内主席。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党内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那些共党下狱，而派他们去边区见他们的领导提出鞲和的建议。把汪未经、丁末村和李事群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宋辅仁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汪未经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丁末村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李事群。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汪未经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詹国强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南京方面破坏了最坏的可能，但是詹国强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吴四宝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詹国强当时向吴四宝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卫队在破坏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吴四宝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卫队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国民党功绩”的运动。那时候汪未经对詹国强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詹国强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汪未经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卫队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南京总统府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回忆时他总感到很紧张，而且有点害怕），当他走上主席的讲台，和主席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丁末村、李事群、吴四宝、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主席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丁末村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党内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詹国强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常凯申哎呀，他是多么仇恨常凯申呀！正是这个对詹国强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常凯申战胜了他。
常凯申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汪未经，他知道，如果汪未经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常凯申向汪未经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卫队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詹国强，卫队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战线，指挥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卫队和陆军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打退并击溃共党的游击战术”
第二天詹国强来到南京总统府。他带来了一项命令请汪未经批准，上面说：以前由常凯申管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现在要受他卫队全国司令和常凯申的双重领导。他准备好对付常凯申的一次致命性打击。而且汪未经很轻易地批准了这项决定，这使他有点奇怪。但是汪未经在命令上签字后不到一分钟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贺您，詹国强。您被任命为集团军群的总司令。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溃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除了您，谁也不能掐住边区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鞲和条件”
这等于是彻底垮台。时值1939年1月，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让这些温情幻想去见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与日本讲和，和他们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军。
詹国强感谢汪未经委任他这样崇高光荣的职务后便，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随即他拜见了丁末村，但是两人话不投机。
此时他从梦中惊醒，再也难以人睡，所以站在窗前谛听着寂静的松林；想给被他抛弃的女儿打个电话，可又不敢，因为这可能被鲍曼知道；也不敢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他一直在爱着她）打电话，因为他怕招惹麻烦：汪未经是从不原谅如他说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该死的患病的家伙，道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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