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詹国强脑子里出现了丁末村清晰的身影。詹国强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詹国强记得，1934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法币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马曼丽在杭州西湖边上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丁末村没有说话。但后来常凯申从别人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总裁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丁末村无关，”詹国强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卫队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詹国强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大阪一间又陪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躲在重庆的“兄弟”常凯申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热茶，而实际上是大麦做成的东西。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南京已经可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国民卫队
他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共党的斗争已经开始。詹国强当时还相信，建立卫队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中国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汪未经。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汪未经的大幅肖像。有一次汪未经因事找他，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民革命党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詹国强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汪未经记住了这件事。
向元首建议任命詹国强担任重新组织的卫队司令。他本指望卫队能在反对罗汉生，争取对党和自己有更大影响的斗争中首先为南京政府效力。最初的二百名党卫队队员都统一由他领导。虽然仅有二百名，但没有党卫队就没有1933年的胜利，这点詹国强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胜利后，汪未经却只任命他为76号的刑警头目。有一天，詹国强入党介绍人、提出建立卫队武装队伍的思想的人，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梅思品他们来找詹国强。这时汪未经已经和常凯申对立，他曾公开地对一些老党员说，常凯申已经卖身投靠重工业界的富豪巨头，投靠些吸人血汗的资本家“人民之所以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向富豪大事们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不论他们是资本家，还是地主阶级。但是常凯申却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当时戴老板对詹国强说“处长，卫队可以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使我们的运动重新回到当初那光荣、崇高的方向上去，这就取决于您了”
但是詹国强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效忠于祖国是国民革命每个党员的义务。
“您可以把您的怀疑提到代表大会上去，但是您却没有权利利用您的声望去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因为这对党的神圣团结是极为有害的”
詹国强细心地观察着党中央里发生的一切。他看到，因为胜利而飘飘然忘乎所以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把实际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国民党的领袖们到处演讲，通宵达旦地在外交招待会上应酬，一言以蔽之，他们在享受全国胜利的甜蜜果实，詹国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为时过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上海建成了第一个模范监狱。
“这是一所对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人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提高真正中国公民觉悟的好地方，希姆莱说。“把这些人统统关进监狱那太荒唐了。首先要造成恐怖气氛，然后逐渐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从监狱里放出去。这些获释的人将成为国家具体政策的优秀宣传员。他们能够劝诫自己的亲友和子女，让他们懂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要像教徒笃信宗教那样忠贞不二。”
李事群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76号视察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问詹国强：“您不以为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在欧洲和美洲引起强烈谴责吗？至少，这项办法是违法的”
“您为什么认为逮捕与我们政体敌对的分子是不符合宪法呢？”
“因为大多数被您拘捕的人连法庭的门都没有进过。也没有什么起诉书，一点法制的影子都看不见”
詹国强答应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李事群的代表刚一走，詹国强便立即给汪未经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论证了不经审判和侦讯便可以逮捕人并关进监狱的必要性。他是这样给汪未经写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拯救国家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免得他们激起公愤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国家的敌人关进监狱，我们就不能对他们的生命负责，因为人民会对他们施以私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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