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
接着，工部局釆取坚决措施，“以令中国人知道，政治活动必须停止”。他们随后发表了一个宣言，警告公众需要尊重外国占领区的中立警察。措施的第一条命令便是严厉之极的宵禁，并考虑完全禁止悬挂中国国旗。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租界悬挂国旗一事，向英国和美国大使提岀了抗议，并要求他们提醒工部局，“尊重租界内华籍居民悬挂国旗的自由“。
总领事高思(Gauss)此后向国务院抱怨道，当诸如宋文子这样杰出的中国领导人收到他们“继续进行爱国政治活动，可能导致日本占领外国租界”的警告时，他们却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和列强对抗：
“中国政府显然并不理解，一旦日本决定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里的外国驻军既无足够的力量，也无意于阻止此事的发生。中国的刺杀活动与抗日活动为日本的占领行动提供了太多的藉口。”
而美国国务院方面，也无意于对日本政府施加哪怕是微小的压力。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ie)于5月19日建议伦敦与美国政府商议，联合釆取某种特别举措，诸如当日本军队对租界采取敌对行动时，便禁运专门的进岀口货物。
他还建议道，假若美、英政府向日本外务省大臣传递了两国联合的信息，便会产生威慑效应。
然而，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Grew)却拒绝向其政府推荐这项动议。因为罗斯隔政府未能赢得国会，同意废除武器禁运(布卢姆提案与皮特曼提案，很快被参议员威廉?E.博拉领导的孤立主义派击败)。
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余地，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及时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于1939年5月22日由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WillysRPeck)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备忘录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岀：
“上海业已发展成世界性大都会，城内集中了中国和诸外国的巨大利益。在(中日)冲突期间，租界为双方的利益都提供了保护。然而，租界的国际特色意味着避免源于他处的争执，以免具有国际特色的保护受到损害。”
赫尔还提到了“上海人民动员会“。他指岀，尽管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爱国是其目标，但是其行为却会削弱租界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深信，中国人坚持在租界内合法地悬挂国旗，以及从事救国政治活动，对于中国并不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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