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正月初一，大唐皇帝李隆基御勤政楼，受朝贺，大赦天下，改元天宝。
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以范阳节度使裴宽为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称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宽皆顺旨称其美。三人皆皇帝所信任之臣，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标志着大唐十节度经略使的局面形成。
天宝元年正月，是时唐王朝共有州三百三十一，羁縻州八百。为了抵御周边族的侵扰，在沿边各地陆续设置了十节度、经略使，募兵戌边，边防节镇将领的权力增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安西节度镇抚西域，统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诸族，屯伊、西二州之境，统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兵七万三千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兵七万五千人。
朔方节度扞御突厥，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一千五百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一千人。各节镇兵总共四十九万人，马十万余匹。在开元以前，每年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贯；天宝年间，边兵增多，每年用衣一千O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皇帝李隆基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又造成了府兵制彻底破坏。后来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
唐代前期实行西魏、北周、隋以来的府兵制，但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征发的对象本是均田制下的农民，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开元年间开始，募兵制就逐渐代替了府兵制。募兵制实行后，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为边防军镇提供了可靠的兵源。
天宝以后，因为承平日久，人们都认为中国可以销兵，民间也禁止携带兵器。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有变化，人们耻于当兵，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不齿。所应募者，皆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曾习武。又由于皇帝李隆基听取了宰相李林甫的谗言，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节度使多任用胡人，边镇中的士卒也有很大一部分胡人，猛将精兵，全集中在几个边防大镇，形成了里轻外重的局面。而且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大唐天宝三载，这一年，大唐皇帝李隆基闲着无事，就做了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改“年”为“载”。以显示自己文治武功与上古唐、虞二帝齐名。
这时的长安城明德门处一个叫华兴的男青年他拽了拽包袱，又摸了摸怀里的信和路引，抬头对着天空看了看，仿佛在说：“大唐你好！我来了。”
因为他是个穿越者。
三个多月前，华兴只是一位二十一世纪某大学的在读大四文科生，因为参加了“志愿者支教”到西部某地支教，可能是因为高海拔的问题，产生了“高原反应”在一个公路休息站晕倒了，三天后华兴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就成了大唐天宝三载进京赶考病倒在长安城郊客栈里的二十岁“乡贡”士子——同名同姓的“华兴”，经过三个多月的煎熬，华兴发现已经错过了“春闱”。
华兴此刻望着这十四朝古都，脑海中掠过前世书中对她的描述：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京师，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面积达87.27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2.54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是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是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的2.87倍，是罗马城的6.39倍，人口超过100万。此后几千年间，它一直是人类建造的最大都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
不过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洛阳、破潼关长安城沦陷，饱受兵灾肆虐；后李光弼、郭子仪借兵回纥收复长安时，再次被兵灾蹂躏，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从此长安一蹶不振，自宋以后不复为中华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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