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名叫安平的小镇上，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镇口的空场上，几名革军文书正支着摊子，给前来登记的百姓发放田契。长长的队伍排了足有百步，男女老少都拿着自家的户籍牌，一个个脸上带着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一个老农从文书手中接过那张薄薄的田契，低头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用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揣进怀里，又拍了拍胸口的位置，像是揣着一件天大的宝贝。他对身边的人说：“种了一辈子地，给东家扛了一辈子活，今天才终于有了自己的田。死了也值了。”
赵破虏没有打搅那个队伍。他骑着马从安平镇外绕过，继续东行。经过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时，他勒住了马，望着那片一望无际的冬闲田。田垄整齐，地界分明，每一块田边都立着新打的界碑。夕阳斜照过来，将那些界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守护着这片刚刚被重新分配的土地。有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田埂上追跑嬉戏，清脆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出很远。一个妇人蹲在自家田头，正弯腰拔着几棵杂草，嘴里轻轻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赵破虏听着那笑声和歌声，悄悄地勒转马头，没有走田埂近处去打扰他们，而是绕了一个小弯，沿着田边的小路继续向前。
他们在一座名为临淄的城邑落脚时，已是第三天午后。临淄是齐地的旧都，曾经在强盛时容纳过十万人口，繁华一时。虽然近些年屡经战乱，城池已经破败了不少，但城墙的规模和街道的格局依然透着一股浸透了历史的厚重气息。赵破虏一行从西城门入城时，城门口竟已经挤满了人。
他原以为是有紧急军情或民变，心中警惕，不由得勒紧了缰绳。但待他定睛看去，才发现那些百姓并不是来闹事的——他们一个个穿着整洁的衣衫，手中捧着瓦罐、陶碗和竹篮，里面装着热腾腾的粟饭、刚出锅的冬葵汤、还有用桑叶托着的腌鱼和肉脯。人群前方站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里端着一碗酒，正颤颤巍巍地等候着。
城门口的一名革军小校快步跑上来，对赵破虏行了一礼，高兴地禀报道：“将军，听说您要来巡视，临淄的父老们自发聚在城门口，非要迎接您不可。我们从昨晚劝到现在，怎么也劝不走。”
赵破虏愣住了。他骑着马，在距离人群十余步的地方停住，看着那一张张朴实的脸，看着那些端着食物、迎候着他的百姓，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他打仗多年，见识过百姓在战乱中的惊恐和逃散，见识过百姓在苛政下的麻木和沉默，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百姓自发端出家里的吃食，在城门口迎接一个带兵的将领。
一位领头的老者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将那碗酒高高举过头顶，声音苍老而洪亮：“将军，老朽代表临淄的乡亲，敬您一碗酒！章丘的百姓托我带话，说他们分到了田，种上了今年的冬麦，托我一定要替他们向将军磕个头！要是没有革军，没有陈将军和赵将军，咱们这些人，到死都是给人当牛做马的命！”
老人说着，竟然真的在城门口扑通跪了下去，高高的举着那碗酒。他身后的人群也是一片起伏，无数百姓纷纷跪了下来，城门口黑压压的，只有那一双双捧着食物的手，像一片沉默的森林，高高举起。
赵破虏的鼻子猛然一阵发酸。他翻身下马，快步走到老人面前，双手接过那碗酒，一饮而尽。酒是农家自酿的浊酒，入口有些粗糙，还有些涩，但咽下喉头时却带着一股暖意，从咽喉一路烫到胸腹。他放下碗，弯下腰，双手将老人从地上扶了起来，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用力握了握老人的手，然后转身，向着身后那一片跪着的百姓，深深作了一揖。
那一刻，斜阳正好从城楼的方向照下来，将整座城门口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黄色。赵破虏直起身来，望着面前那一张张或苍老、或年轻、或粗糙、或憨厚的脸，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打过的大小数百战，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原以为，打仗是为了攻城略地，是为了建功立业，是为了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名字。然而此刻，看着这片刚刚归附的土地，看着这些端着热汤热饭迎接他的人群，他终于明白了——打仗最终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打到哪座城，而是让这样的人，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有田种、有饭吃、有屋住，有尊严地活下去。
他站在城门口，身后是苍茫的天穹和古老的城墙，面前是跪成黑压压一片的百姓，还有那一碗碗冒着热气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食物。他久久没有动，像一棵沉默的老树，扎根在这片刚刚归附的、古老的齐鲁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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