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夏季，在伏牛山南麓这片日益喧嚣的谷地中，以一种与往年截然不同的、充满紧张节奏与蓬勃野心的姿态展开。冬麦的收获带来了一季短暂的喘息，新播的粟菽在阳光下奋力生长，水利工程的效益初步显现，使得这片土地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时面前，多了几分韧性。然而，相较于田间的稼穑，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谷地中央那片被踏得寸草不生的操练场上，以及围绕着这片场地进行的、一系列更加隐秘而大胆的谋划。
“五年之约”如同一道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山谷的每一个核心管理者，也重塑着这片土地的优先秩序。陈冲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如何更快、更稳地扩充武力这一核心目标上。现有的八百丁壮，经过赵破虏近一年的严酷操练，已初具规模，尤其是那三十名“军官种子”，在持续的“讲武堂”熏陶和实战推演下，无论是个人武技、战阵理解，还是对小队的指挥调度，都有了长足进步，成为了赵破虏得力的臂助，也成为了未来扩军的骨架。
但八百人，距离“五年之约”中“三千常备屯丁”的目标，还差得太远。而且，这八百人中，真正能脱产（或半脱产）进行长期、系统操练的，不过半数，余者仍需参与繁重的农事、工役。单纯从现有四千人口中继续“挖掘”兵源，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也容易引发内部不满，更会触动郡府那敏感的神经——你一个“屯垦营”，要那么多脱产的丁壮做什么？
陈冲需要一个新的、合法的、且能大规模扩充兵员的由头。机会，随着夏季山外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悄然到来。
石勇布设在黑石乡及几条主要商道上的暗线，不断传回令人不安的消息。去岁兴起的“赤眉”在颍川、汝南一带声势更大，与官军屡有交战，虽互有胜负，但其“开仓放粮”、“不杀贫苦”的口号，在流民中极具蛊惑力，裹挟民众日多。南郡、江夏等地，也有小股“盗匪”打着各种旗号起事，抢掠富户，冲击县寺。更近处，弘农郡东部几个县，接连发生小规模流民抢粮事件，甚至出现了溃散的郡兵与流民合流、沦为盗匪的传闻。郡府行文各县，严令加强戒备，搜捕“奸猾”，但效果寥寥，恐慌情绪仍在蔓延。
陈冲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亲自起草了一份言辞恳切、数据详实、充满忧患意识的呈文，以“黑石乡南山屯垦营协理吏”的名义，上报郡守王匡及郡丞周明。
在呈文中，他首先详细汇报了去岁以来屯垦营安置流民、兴修水利、垦荒备粮的“成绩”，尤其强调了在旱灾中“保境安民”、吸纳流民、缓解郡府压力的“微劳”。然后，话锋一转，以大量“听闻”、“风传”的笔法，描述了郡东及临近州郡日益猖獗的盗匪活动，以及流民中潜藏的不稳迹象。他特别指出，黑石乡地处郡南山区，位置偏僻，道路纷杂，极易成为盗匪隐匿、流窜之所。而屯垦营聚集人口数千，开垦田亩近万，储有粮秣，在动荡之时，必成“盗匪觊觎之肥肉”。
“今营中虽有丁壮数百，然平日需事农垦，操练未精，且员额有限，分守各处要隘，已感力不从心。”陈冲在文中写道，“若遇大股悍匪来袭，或数小股流窜滋扰，恐难以周全面顾，届时非但营中粮储、田亩、数千屯户身家性命难保，更恐贼人据此为巢，滋扰四方，祸及郡县。下吏每思及此，寝食难安。”
因此，他“冒死陈情”，恳请郡守、郡丞体恤下情，念及屯垦营“安置流民、实边备患”之初衷与已成之规模，特许该营“为保境安民、防匪护粮计”，将原有屯丁编制“略作扩充”，增至一千人。并言明，新增丁额，将优先从营中现有青壮流民中择选健勇者充任，不另向地方征发，亦不需郡府增拨钱粮（此乃关键），一切粮饷、器械，由营中自行筹措。新增屯丁，将严格操练，专司防务，确保营区及周边安宁，并“听候郡府调遣，以备不时之需”。
这份呈文，可谓将“示弱”、“表功”、“陈害”、“求权”结合得恰到好处。既突出了屯垦营的“价值”和“贡献”，又渲染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将扩编的请求包装成迫不得已的“自卫”和“为郡府分忧”。最关键的是，声明“不增郡府负担”，这极大地降低了王匡的决策门槛——反正不用他出钱出粮，还能多一支名义上听调、实际上能帮他稳住南山局势、甚至可能用于弹压其他地方不稳的武力，何乐而不为？
呈文经石勇亲自送往郡府，交由孙弼转呈。数日后，王匡与周明召集相关属吏商议。孙弼自然是替陈冲说了些好话，强调屯垦营的“实效”和面临的“实险”。郡丞周明虽对陈冲坐大心存疑虑，但面对郡东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和郡府有限的兵力，也觉得让陈冲这支“地头蛇”加强力量，帮忙看住南山那片“火药桶”，未尝不是一件省心省力的事。至于郡都尉高顺，对陈冲素无好感，但见王匡已有意动，且陈冲声明“听候调遣”，便也冷哼一声，未再强烈反对，只酸溜溜地说了一句：“既要扩编，需严加管束，不得滋生事端，更不得擅离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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