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也格外艰难。去岁秋冬持续的干旱与严寒，似乎耗尽了大地的元气，即便冰雪消融，溪流复涨，山野间返青的草木也显得有气无力，远不及往年那般蓬勃恣意。然而，在伏牛山南麓那片被沟渠、矮墙与新建屋舍逐渐勾勒出清晰轮廓的山谷内外，一种与自然节律的滞缓截然相反的、近乎狂热的生机，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迸发出来。
四千余口人，如同上紧了发条的精密部件，在陈冲与赵破虏、石勇等人构建的粗糙但有效的管理体系下，高速运转。春耕是头等大事，几乎所有能动弹的劳力都被驱赶到田间地头。八千亩新老田地上，吆喝声、犁铧破土声、点种时的沙沙声，交织成一片繁忙的乐章。新修的水利网络发挥了作用，清澈的溪水被引入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渠，滋润着干渴的泥土。去岁抢种的冬麦，在经历了一个严冬的考验后，虽然稀疏，却顽强地挺直了腰杆，抽出了细弱的穗子，给人们带来了第一缕关于收获的、微弱的希望。
工地上，未完工的石坝在进行最后的合龙加固，延伸向更远处山坳的支渠在紧张开挖，更多的梯田轮廓在山坡上被勾勒出来。工械坊叮当声日夜不绝，赶制着春耕急需的农具，也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传出更加沉闷的、属于兵器淬火的嘶鸣与锻打。赵破虏麾下的操练，在春耕最忙时也未完全停止，只是转为更灵活的、轮换进行的小队演练和那三十名“军官种子”在“讲武堂”中越发深入的战术推演与沙盘作业。
内部管理在阿禾、青苇等一批年轻屯长的操持下，日渐细致。“工分制”与口粮分配挂钩得更紧密，奖惩分明，虽然引发了些许怨言，却也最大程度激发了劳作的积极性。巡察队的巡查范围扩大到了新垦区和各条隐秘进山小道，对人员的盘查登记愈发严格。那个“张简”因几次试图打探仓廪换防细节，已被青苇彻底调离文书岗位，派去管理最外围的一片菜地。铁匠“鲁大”依旧沉默寡言，埋头干活，但冯铁匠向石勇汇报，此人似乎对燃料的消耗和铁料的成分配比，有些异乎寻常的“钻研”。
外部似乎也暂时保持着一种诡异的平静。郡府那边，王匡派来的两名“协助”吏员，每月例行来“核查”账目，巡视工地，对谷中日新月异的变化啧啧称奇，却也对陈冲滴水不漏的接待和“一切皆依规办事”的说辞无可奈何，只能带着些真真假假的记录回去交差。郡守王匡再未有新的指令，仿佛默许了这片山谷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黑石乡的乡啬夫，早已对这片“官督民办”的庞然大物敬而远之，只要流民不冲击乡亭，便乐得清静。
杨家那边，更是沉寂得让人不安。侯五依旧扮演着“老实人”，对谁都笑脸相迎，干活从不偷懒，对谷中事务也从不打听，仿佛彻底融入了这片土地。但陈冲和石勇都知道，这种过分的“安分”，本身就是最大的异常。
然而，这种山谷内外、暂时维持的、脆弱的“平静”，在暮春时节，被几批从山外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传来的零碎消息，骤然打破。
最先带回消息的，是石勇派往东面、尝试联系旧日相识、打探外界情形的一支小队。他们带回了关于颍川、汝南一带的最新见闻：去年旱灾的余波未平，今春又遇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流民不再是零星逃散，而是出现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人的大规模聚集与流动。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流民群中，开始出现自称“赤眉”的武装队伍，他们以朱砂涂眉为号，攻掠坞堡，开仓放粮，势力膨胀极快，官府屡剿不灭，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几乎同时，阿禾派往南郡、试图采购粮食的小队也狼狈返回，不仅颗粒无收，还带回了更坏的消息：朝廷因与匈奴交恶，边衅不断，正加紧在北方各州郡征发兵员、粮草，徭役赋税数倍于常，逼得许多本已艰难的农户彻底破产，南逃的流民中，夹杂着越来越多对朝廷充满怨恨的溃兵、逃卒。南方亦不太平，荆州、扬州等地，小规模的民变和“盗匪”啸聚山林的消息时有耳闻。
而赵破虏安插在通往郡城要道上的暗哨，则回报了郡兵的最新动向：郡都尉高顺近日频繁调动兵马，加强郡城及几处要害关隘的防务，对过往行人商旅的盘查严厉了许多。市面上关于“北边打仗了”、“朝廷又要加税”、“哪里哪里又反了”的流言甚嚣尘上，人心惶惶。
零散的消息，如同破碎的镜片，每一片都映照出这个庞大帝国肌体上迅速溃烂的脓疮。但当陈冲将这些碎片在脑海中拼合起来时，一幅清晰得令人心悸的末世图景，逐渐浮现。
王莽与匈奴交恶，边境战事消耗巨大；内部“新政”积弊全面爆发，天灾人祸并行；底层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规模流民潮已成；地方豪强蠢蠢欲动，或自保，或待价而沽；而朝廷应对失据，威信扫地，只能依靠越来越严酷的镇压和盘剥，进一步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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