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半真半假,将军事训练淡化甚至扭曲为“劳役”和“防兽”,将组织架构解释为“管理需要”,完全回避了赵破虏的存在和系统性训练的事实。但表面看来,逻辑能自圆其说。
“好。”王匡点了点头,看向孙弼,“仓曹这边,所有关于屯垦营之钱粮调拨、文书往来,可都齐全?”
孙弼连忙道:“齐全!自郡尊批准设立屯垦营以来,所有申请、批复、拨付、核销之文书,皆存档在案,条理清晰,账实相符。陈冲经办各项,皆依规制,并无逾越贪墨之情。下官已命人将所有相关卷宗,整理封存,随时可调阅核查。”
“都尉府,”王匡目光转向高顺,“营中若有私蓄兵器、操演战阵之情,你等巡防郡境,可曾有所察觉?”
高顺心中暗骂王匡狡猾,将皮球踢了过来。他若说不知,是失职;若说知情不报,更是大罪。何况,他虽对陈冲不满,但也不想在皇帝责问的档口,把自己彻底卷进去,与王匡正面冲突。他沉吟一瞬,拱手道:“回郡尊,都尉府巡防,主要在于郡城周边及官道要隘。黑石乡南山深处,向为猎户、流民散居之地,地僻人稀,巡哨难以周至。此前未曾接报该处有异常聚众操演之事。然既朝廷垂询,都尉府可加派斥候,加强对南山一带之巡侦。”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推脱了“失察”之责,又表明了继续“关注”的态度。
王匡心中稍定。有了周明的“核查报告”、孙弼的“齐全账目”、以及高顺“未曾察觉”的表态,他手中已有了足够分量的“证据”来应对诏书责问。
“既如此,”王匡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便以此为依据,由本尹亲自草拟回奏文书。周明,你将核查详情附后;孙弼,备齐所有钱粮文书副本;长史,负责用印、驿传事宜。回奏要旨如下:一,黑石乡南山聚民,乃本郡为应对流民潮、贯彻朝廷‘安置’、‘实边’之策,经本尹批准之官方‘屯垦’试点,绝非私聚。二,所谓‘私训丁壮’,实为组织屯户劳作、防兽之需,绝非操练兵马,营中亦无禁制军械。三,经办属吏陈冲,恪尽职守,安置流民、垦荒备粮颇有成效,乃干吏,非奸猾。四,匿名信所言,多系猜测夸大,与实情不符,恐是地方宵小或因新政损及私利者,挟私诬告,意图扰乱视听,阻碍朝廷德政推行。本尹已责令严查诬告来源,并继续加强对屯垦营之督导,确保其完全在郡府掌控之下,为朝廷效力。”
他这番回奏,将“屯垦营”完全纳入官方正当行为,将陈冲塑造成功臣,将指控定性为“诬告”,并将矛头引向“反对新政的宵小”,可谓一石数鸟,既回应了皇帝责问,又维护了自身权威,还变相为推行新政表了功。
密议之后,整个郡府如同精密齿轮般高速运转起来。王匡亲自斟酌词句,草拟了给皇帝的奏章,语气恭谨却又不失封疆大吏的底气。周明的核查报告、孙弼整理的账目副本、乃至黑石乡啬夫等人的“证言”,都被精心编排,作为附件。所有文书都用印齐全,装帧郑重,由郡府最得力的吏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长安。
当这份厚达数十简的回复奏章,连同附件,送达未央宫尚书台时,已是数日之后。皇帝王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仔细阅览了王匡的奏章及附件。他看得很快,但很仔细。奏章中那套“官方屯垦”、“管理所需”、“干吏有功”、“诬告扰政”的说辞,他并非全信,尤其是关于“私训”的辩解,在他看来过于轻巧。但王匡摆出的文书证据链似乎完整,周明、孙弼乃至都尉府的态度也未见明显破绽。更重要的是,王匡在奏章末尾,再次表达了对新政的拥戴,并恳请朝廷“明察”,以正视听。
王莽放下奏章,靠在御座上,闭目沉思良久。他需要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尤其是王氏宗亲。王匡在弘农郡,总体还算配合新政。若为此事深究,万一真如王匡所言是诬告,或查无实据,不仅会寒了地方官员的心,更可能让本就阻力重重的新政雪上加霜。但若就此轻轻放过,那“聚众”、“私训”的疑影,终究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最终,他提起朱笔,在王匡的奏章末尾,批了短短一行字:“卿既奏明,朕已悉知。屯垦之事,乃安民实边所必需,卿宜善加督导,务使利国利民,勿生弊端。诬告之风,不可长,着卿严查,以儆效尤。”
批复很快发回弘农郡。接到批复的王匡,看着那看似温和、实则暗藏机锋的“善加督导,勿生弊端”八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背后却已被冷汗浸湿。他知道,这一关,暂时是过了。皇帝没有深究,认可了他的说法,甚至让他“严查诬告”。这无疑是给了他极大的脸面和回旋余地。
然而,那“勿生弊端”四字,也像一道无形的紧箍咒,套在了他和陈冲,以及那个日益庞大的屯垦营头上。皇帝知道了,也记下了。从此以后,黑石乡南山里的一切,都将处于长安若隐若现的注视之下。任何一点真正的“越轨”,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把柄。
“陈冲……”王匡放下批复,望向窗外阴沉的天色,心中五味杂陈。这个他曾寄予厚望的年轻属吏,如今已成了一枚让他既倚重、又不得不加倍警惕的棋子。而经此一事,他与陈冲,与那山谷,已被更紧密、也更危险地捆绑在了一起。前路,是携手共渡,还是……他不敢再深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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