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日，陈冲将自己关在仓曹廨署那间堆满账册的厢房里，几乎是不眠不休。他没有立刻去找户曹郑掾史，也没有贸然去接触任何可能与此事相关的豪强。他知道，在拿出足以让人（至少是让孙弼，或许还有那位未曾谋面的郡大尹）正视问题的、无可辩驳的依据之前，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甚至可能招来更快的打压。
他要做的，是算账。一笔将郡府仓库、民间存粮、流民消耗、军用需求、乃至潜在动荡风险全部考虑进去的、巨细无遗的账。
白日里，他依旧扮演着勤恳梳理旧账的属吏，只在赵、李二人偶尔离开或专注于他事时，才快速查阅、抄录那些关键的、关于郡仓真实存粮（依据他之前发现的草稿和多方印证推算）、历年赋税征收实额、以及去岁“平准”市易中官府与民间粮食流转情况的数字。晚上，他则回到那间冰冷的廨舍，就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在自备的、写满后可以刮去重写的木牍上，进行复杂的演算。
他利用了自己前世作为研究生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这一世身为田籍文书吏员的实务经验。他将账目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郡府手中真正可控的粮食。这包括：各官仓账面“现存”数目，减去他估算的虚数、朽坏不可食部分、以及必须留作郡府官吏俸禄、日常支用和最低限度应急的储备。得出的数字，冰冷地显示，即便将仓底刮干净，在不影响郡府自身存续的前提下，能即刻挪用于新军粮饷的，最多不超过两千石，且多为陈年杂粟。
第二部分，是民间（主要是普通农户和中小自耕农）可能的存粮。他调阅了户曹近三年的“上计”（年终统计）副本，结合自己了解的陕县等地情况，估算出在经历了去岁并不算丰稔的收成、以及“王田令”带来的动荡和额外盘剥后，普通民户家中余粮极其有限，多数仅够维持到夏收，甚至更短。若强行加征，每户多征一斗，都可能意味着有人要饿死，而总量对于六千石的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且必然引发大规模的抗税和逃亡，进一步加剧流民问题。
第三部分，是郡中豪强、富商可能的存粮。这部分难以估量，但参考杨家在陕县的田产规模，可知其囤积必然惊人。然而，劝捐或强征豪强，涉及利益巨大，阻力超乎想象，绝非他一个小小属吏能够推动，甚至孙弼、郡大尹都未必敢轻易动手。他将此列为“理论上存在，但获取成本与风险极高”的资源。
第四部分，是新军三千人未来数月的实际消耗。这不仅仅是六千石粮食那么简单。集结、编练、长途开赴北地，人吃马喂，途中损耗，疾病减员带来的无效消耗，以及必须配给的盐、酱、被服、部分武器……他根据有限的兵制条文和赵、李二人偶尔透露的“旧例”，尽可能严谨地估算了各项，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六千石只是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口粮，要保证这三千人不至于在半路溃散或到达后毫无战力，实际所需物资远超此数。
第五部分，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分，是“机会成本”与“风险系数”。他试图量化如果强行征粮，可能导致的后果：多少农户会破产成为新的流民？多少地方可能爆发小规模民变，需要镇压，从而消耗更多本已紧张的资源和兵力？郡府本已摇摇欲坠的威信会损失多少？而如果因粮草不济导致新军生变，甚至酿成兵祸，那代价更是无法估量。
他将这些分散的、模糊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数据，用自己的方式整合、关联、推演。他没有使用任何超越时代的数学符号或图表，只是用最质朴的汉代文书语言，在木牍上列出条目，进行加减乘除（用算筹复核），并在关键处加上简短的批注，如“此数虚”、“征此则民饥”、“动此则豪右反”等等。
这是一项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他必须确保每一个数字都有至少一处出处（哪怕是存疑的账册），每一个推论都尽量严谨，经得起可能的诘问。因为他知道，他要说服的，是在官场沉浮多年、对数字背后的利益纠葛心知肚明的孙弼，乃至更高层的郡大尹。任何一处明显的漏洞或夸大，都会让他的整个计算失去分量，甚至被斥为“危言耸听”、“推诿塞责”。
第三日黄昏，陈冲终于完成了这份厚达十余片木牍的“核算摘要”。他反复检查，修改，直到确认逻辑基本自洽，数据链相对完整，风险提示足够醒目但又不至于像直接的指控。然后，他仔细地将这些木牍上的内容，用工整的隶书，誊抄在一卷崭新的、质地较好的简册上。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盾牌”。
第四日一早，陈冲带着这卷简册，求见孙弼。
孙弼显然也在为军粮之事焦灼，眼底带着血丝。见到陈冲，他直接问道：“粮草筹措，可有眉目了？”
陈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双手呈上那卷简册：“掾史，下吏奉命核算粮草，经连日查阅账册、推演数目，于此有些浅见，俱已录于简中，恳请掾史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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