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的乾清宫，暑气已渐渐消退，东暖阁里摆着的冰鉴也撤了下去。
午后的阳光从西窗斜照进来，把御案上的奏疏和地图染成一片暖金色。
万历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魏学曾的《倭国全境平定奏报》和那份只有一行字的密奏。
内阁阁臣和六部堂官已奉召入宫，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阁臣王锡爵、王家屏，兵部尚书吴兑、户部尚书张学颜、礼部尚书徐学谟，七位重臣分列两侧，神色各异。
“诸卿都看过魏爱卿的奏报了吧。”
万历没有寒暄，开口便直奔主题，“倭国全境已平，丰臣秀吉被俘，各地大名或降或散，已无成建制的抵抗力量。现在的问题是——这片刚刚打下来的地方，怎么管？！朕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议这个！兵部先说！”
兵部尚书吴兑第一个出班。
他是东征灭倭计划的全程参与者之一，从兵部调兵预案到渡海作战的每一项部署，他都亲自督办，对倭国战事的了解在诸位大臣中首屈一指。
他拱手道：“陛下，倭国全境已平，当效安南旧例，设立都指挥使司，驻军镇守。永乐年间平定安南，设交址三司统辖地方，虽其后屡生叛乱，然郡县、都司之规制本身并无不妥。倭国孤悬海外，民风剽悍，今日虽俯首归降，若无重兵长期驻守，只恐转瞬生变，前功尽弃。臣恳请设立东瀛都指挥使司，择重臣出任都指挥使，统辖驻倭明军，节制全境军务，再循序渐进推行大明里甲、卫所规制，将此地纳入东南海防体系，使万里海疆永绝倭患。”
他的话音刚落，户部尚书张学颜便急急出班，声音里压着几分急切。
他管了十几年户部，对朝廷的财力家底比谁都清楚，东征半年花的银子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再设都司驻军，那意味着朝廷要在万里之外养一支常驻军队，这份开销足以让太仓的存银加速缩水。
“陛下，臣以为设都司驻军固然有理，但驻军需要粮饷。倭国远隔重洋，漕运不通，海运虽已打通，但每运一石军粮、一桶火药到倭国，路上人吃马嚼加海船损耗，成本是内地数倍不止。数万驻军，一年少说也要七八十万两军饷，粮草、火药、军械的转运和补充还要另算。这还不算都司衙门的开销、地方治理的经费、归顺大名的赏赐和抚恤。陛下，太仓存银虽较十年前翻了几倍，但宁夏一役已费银两百余万两，东征半年又费银近八百万两，若再长期驻军，太仓恐难为继。臣的意思，不是不驻军，而是驻军规模要控制，不能把朝廷的银子全填进这个无底洞。”
礼部尚书徐学谟第三个开口。
他一辈子治礼学，说话总是温文尔雅，但今天他提出的方案却相当务实：“陛下，臣以为可扶植一个亲明的新政权，令其称臣纳贡，我天朝则撤回大军。如此，既有藩属之名，又无驻军之累。倭国诸大名中，德川家康实力最强，又率先归顺，可立为藩主，令其代天朝镇守东瀛，岁岁纳贡，遣子入质。朝鲜之制便是现成的成例，朝鲜国王奉大明正朔，为我东藩数百年，倭国之制可仿此而行。如此，朝廷不费一兵一卒、不耗一粒军粮，便可得一海外藩属，何乐而不为？”
徐学谟说完，殿中安静下来。
三位重臣，三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
兵部尚书主设都司，着眼点在于防务和安全；户部尚书忧的是财政，怕长期驻军拖垮朝廷的积蓄；礼部尚书提的是古已有之的羁縻之道，追求的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外部稳定。
三种意见摆在万历面前，每一种都代表着一种治理倭国的思路，每一种背后都有一整套关于国家应该如何对待新征服土地的逻辑。
万历听着三人的争论，始终没有说话。
他的手指在御案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像是在给这场争论打着节拍。
他想起了嘉靖刚才说的第一句话——“打下来，是将军的本事；管住了，才是帝王的本事。”
他们在梦中见识过几十年之后的大明是如何在朝鲜战场耗尽国力，虽然赢了战争，却因为战后处置失当而元气大伤。
那场惨胜，比打输一场仗还要伤筋动骨。
他不能让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更重要的是，这关乎后续海外藩王分封大计的落地。
他和嘉靖在战争之前就定下了计划，要把这场东征的成果转化为长治久安的根基，在大明版图之外，布下可控的藩属格局。
倭国若被打烂，分封便无从谈起，若处置得当，却可成为海外藩封的第一块基石。
所以，仗要打完，但不能打绝；地要拿下，但不能拿死。
分寸之间，才是真正的手笔。
等三人都说完了，万历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极稳：“三种意见，各有道理。兵部要都司，是防；户部忧的是饷，是钱；礼部提藩属，是羁縻。但朕想的，不只这些。”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张诚早已将一幅巨大的天下舆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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