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触犯了哪一条,便按哪一条处置。
但今年的京察,和往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往年京察,吏部考功司的官员拿到的是一套卷宗——官员的履历、政绩、考课评语、历年弹劾记录。
今年的京察,每份卷宗旁边都多了一份薄薄的附页,上面用端正的小楷写着该官员的日常开销记录。
这份附页没有署名,没有盖章,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标记。
但每一个考功司官员都知道它来自哪里,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京察进行得比往年慢。
往常一个五品官员的考核,小半个时辰就能结束。
翻翻卷宗,问问话,做做笔录,盖个章,下一个。
但今年,考功司的官员们开始翻来覆去地盘问一些细节——你住的那座宅子,是什么时候买的?花了多少钱?你儿子去年娶亲,聘礼多少?宴席多少桌?你平时在哪里请客吃饭?吃什么?花多少?……
这些问题,往年从没有人问过。
被问到的官员们反应不一。
有的坦然作答,一一说清楚来源;有的支支吾吾,答得前言不搭后语;还有的面色铁青,指着那份附页质问考功司官员:“这是谁记的?凭什么查我这些?”
考功司官员的回答只有一句:“京察问话,如实作答。”
京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最终的结果在六月初三汇总到杨巍的案头。
万历之前知道的那二十余名“重大可疑”官员,全部落马。
其中九人被查实有确凿的贪腐行为——有人挪用工部修河款,有人收受地方官的贿赂,有人虚报驿站开支……
其余十一人虽未被查实贪腐,但生活奢靡远超合法收入,被归入“不谨”一类,一并罢黜。
另外还有十一人,是在京察过程中被牵连出来的。
吏部考功司在核实名单上的人时,顺藤摸瓜扯出了新的线索,接着一层一层往外查,像剥一颗圆白菜,剥到最后才发现烂的不止外面几层。
总计三十一人被罢官,另有十七人留任察看。
杨巍盯着这份名单,沉默良久。
三十一个人,在京城数千名官员里不算多。
但这三十一个人,每一个都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揪出来的,不是靠政敌弹劾,不是靠上司揭发,而是靠他们的日常开销记录。
“以前只查政绩……”
他低声对李世达说,“以后还要查生活。”
李世达正在翻看被罢官员的名单,闻言抬起头:“怎么,你觉得查得不对?”
“不是不对。”
杨巍摇头,“是太对了,对到让很多人睡不着觉了。”
京察结果公布的那天,朝堂上炸了锅。
有人当场跪地高呼“陛下圣明”,有人面如土色一言不发,也有人私下找到杨巍,压低了声音问:“杨大人,这份附页上的东西,到底是哪个衙门记的?”
杨巍的回答每次都一样:“京察附页,来源不公开。”
这个回答不但没有平息议论,反而让议论声更大了。
午门外的官员值房里,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换着各自听到的消息。
有人说那份附页是东厂的暗探记的,有人说是司礼监派人潜伏在各家府邸里,还有人说锦衣卫已经在每个衙门里都安插了眼线。
越传越离谱。
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质疑这份附页的真实性。
因为每一个被罢黜的官员,附页上记的事情都经得起查证。
宅子确实买了,嫁妆确实送了,宴席确实摆了。
铁证如山,无从反驳。
倒是有几个被留任察看的官员,悄悄托人打听:那个记了我两笔的人,以后还记不记?
没有人回答他们。
六月初五,一批被罢官员陆续离京。
通州码头上,一个被罢黜的工部主事正在往船上搬行李。
行李不少,装了整整两辆骡车。
他被查出挪用修河款两千两,但最后只追回了不到一半,剩下的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他的一个同僚来送行,两人站在码头上说了几句话。
“以前只查政绩……”
那个被罢的主事苦笑着摇头,“现在连我家里吃什么都有人盯着。这官,越来越难做了。”
同僚拍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
主事上了船,站在船头回头望了一眼北京城。
六月的阳光把城楼照得金光闪闪,刺得他眯起眼睛。
船动了,缓缓驶离码头。
与此同时,乾清宫东暖阁里,万历正坐在御案前,面前摊着京察结果的汇总奏报。
奏报是杨巍呈上来的,厚厚一本,前面是总纲,后面附着每一个被处置官员的详细案卷。
万历没有急着翻看后面的案卷,而是把总纲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三十一人罢官,十七人留任察看。
他把这个数字记在心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祖父……”
他在心里说,“三十一个人,海瑞若在,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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