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日，京城。
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奏疏送到了乾清宫。
这已经是他就立储一事上的第三道奏疏。
第一道在万历十五年秋天，礼部全体堂官联署，在皇极门御朝上当众宣读，他跪地不起，陛下批了“朕再想想”。
第二道在万历十六年春天，他单独上疏，措辞比联署时更温和，陛下还是批了“朕再想想”。
那之后他沉默了一年多，不是放弃了，是在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能让他把话说得不一样的契机。
这一年多里发生了很多事。
皇长子开蒙读书，郭正域当了讲官；皇三子从襁褓中长到了能追着绒线球跑的年纪；京营大阅的火炮全响了；辽东新军的雪夜练兵让努尔哈赤不敢妄动；《大明兵书》刻印了五千套分发九边；《南直吏治年报》在海瑞祠前宣布岁岁呈递。
徐学谟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看在眼里，他有一种直觉：陛下已经做出了决定，只是还没到公布的时机。但这个时机不能一直等下去，皇长子现在已经七岁了，储位虚悬整整五年，天下人的耐心是有极限的。
这一次，徐学谟没有引《礼记》，没有引《尚书》，没有列英宗二岁立储、孝宗六岁出阁的典故。
他在奏疏里只写了寥寥数行字，每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放在纸上的。
“陛下春秋正盛，然储位虚悬已逾五载，天下之心日盼一日。皇长子已七岁，睿质天成，品性纯良，朝野共睹。臣不请立长，只请早定国本。国本定，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万事可为。臣徐学谟谨题。”
“不请立长，只请早定国本。”
他在签押房里把这句话反复念了几遍。
这话不是退缩，是以退为进。
他知道“立长”两个字在朝堂上已经喊了三年，每喊一次，陛下就沉默一次。
所以，他现在不喊了。
他只说“定国本”。
国本是谁，朝野共睹，不需要他再来指认。
他只需要把那扇门推开一条缝，让陛下自己走出去。
奏疏送到内阁，申时行看了一遍，然后提起笔在票拟上写了十个字：“请陛下圣裁，宜早定国本。”
写完之后他搁下笔，把票拟纸推到案角，端起茶盏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让书吏去换热的。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值房窗外那棵老槐树，树枝上只剩最后几片枯叶，在风里摇摇欲坠。
他忽然想起海瑞。
海瑞生前骂他“和稀泥”，他从来不辩解。
那时候他确实是和稀泥，因为朝堂上针尖对麦芒，没人愿意退一步，他只能往中间站，用稀泥把裂缝糊上。
但这次他没有再和稀泥。
“请陛下圣裁，宜早定国本”，这十个字就是他的立场。
海瑞说天下还有许多事要做，今天他申时行做的，就是那许多事里最重的一件。
他把茶盏放下，站起来走到值房门口，望着乾清宫的方向。
飞檐上的琉璃瓦在秋日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批下一道奏疏。
万历在乾清宫东暖阁里把这道奏疏和申时行的票拟并排放在御案上，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御案，望着窗外那棵已经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
“祖父。”
他在心里说。
“嗯。”
嘉靖的声音很轻，像是一个知道孙子要说什么的人提前做好了听的准备。
“徐学谟又上了一道奏疏，他不说‘立长’了，只说‘定国本’。申时行票拟了十个字——‘请陛下圣裁，宜早定国本’。他们都在等朕开口。”
“那你呢？”
“朕知道答案，朕只是在想——怎么开口，才能把这件事做得不留遗憾。”
嘉靖沉默了一息，然后说了一句话，语气里没有了平时的凉薄和戏谑，而是一种很淡的、过来人的温和：“你能想到‘不留遗憾’这四个字，就已经比朕强了。朕当年做决定的时候，从来不想这些，只考虑利益。你去做你现在想的事，朕不吵你。”
万历微微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走回御案前坐下，然后让张诚去传一个人。
郭正域。
郭正域到乾清宫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殿内掌了灯，烛火在铜罩子后面静静地燃着，把御案上的文书镀了一层暖黄色的光。
张诚在门口引路，小声说了一句：“郭编修，陛下在里面等着。”
郭正域整了整官帽，抚平袍袖上的褶子，迈过门槛。
他隐约猜到了陛下要问什么，进殿跪下行礼时，心跳比平时快了几分，但动作还是和平时一样沉稳。
“臣郭正域，参见陛下。”
“起来！”
万历坐在御案后面，没有寒暄，直接问道，“郭编修，你教皇长子一年多了。朕问你——皇长子到底如何？”
郭正域没有立刻回答。
他重新跪下，双手按在地砖上，磕了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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