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臣以为当立皇长子！皇长子为长，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祖制，当正位东宫！臣疏中所言，句句为社稷，不敢有私！”
申时行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他提起笔，在奏疏上写了票拟。
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过：“储位之事，关乎国本，请陛下圣裁。”
写完之后，他停了片刻，又在末尾加了一行小字：“臣等不敢擅拟。”
王锡爵站在旁边，看完票拟，抬起头问了一句：“元辅的意思是——让陛下自己定？”
“储位的事，是皇帝的家事，也是天下的事。我们只能请，不能激。”
申时行把笔搁下，目光从王锡爵脸上移到姜应麟脸上，又移回王锡爵脸上，“言官可以激切，他们本来就该直言敢谏，越激切越显得忠勇。但内阁不能站队逼宫。一逼，就乱了大局。言官可以捅破天，内阁得兜着底。这是历代内阁留下来的规矩。”
姜应麟听完这番话，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
他想说这不算逼宫，只是想请陛下早定国本，想说言官的本分就是直言进谏，想说祖制不是用来兜底的而是用来立国的。
但他最终没有说出口。
他是言官，申时行是首辅，两个人站在朝堂的两端，各有各的分寸。
他的分寸是直，申时行的分寸是稳。
“首辅的意思，下官明白了。”
姜应麟拱了拱手，转身退了出去。
票拟送入乾清宫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万历在御案前坐了整整一天，批了十几份奏疏，有九边、京营练兵进度的、有辽东军饷核算的、有一条鞭法在湖广推行遇阻的。
他把这些奏疏一份一份地批完，每批一份就在旁边的便笺上记一笔，然后继续批下一份。
直到张诚把那封奏疏呈上来。
张诚把奏疏放在御案上，往后退了两步，没有像往常一样退到殿角候着，而是站在了万历的侧后方。
这个位置能看见万历的脸，也能看见奏疏上的字。
万历先看了票拟，再看原疏。
看完之后，他没有批红。
他把奏疏合上，放在御案上，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殿内很安静，铜壶滴漏一滴一滴地数着时辰。
“果然来了。”
脑中的嘉靖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早就说过”的笃定，但笃定之中又夹着一丝感慨，“立储之议，是文官最喜欢做的事。他们可以用祖制压你，用礼法锁你，用人心挟持你，你挡不住的。因为祖制是他们手里最硬的底牌，礼法是天下读书人的共同语言，人心是最难反驳的论据。朕当年被杨廷和他们压了整整三年，从正德十六年压到嘉靖三年，最后是靠大礼议打了一场硬仗才把他们压下去。但大礼议伤了半个朝廷的元气，最终的结果你也知道，杨廷和罢官，几百人被贬被杖。你不必走朕的老路。”
“朕不是祖父。”
万历睁开眼睛，语气平静，但平静下面压着一层很厚的决心，“朕走不了祖父的路，也不会走。祖父能跟杨廷和打三年，是因为祖父有理由，继统不继嗣，争的是名分，名分可以打，打完能收场。朕要争的是郑贵妃的儿子，没有名分，只有偏爱。用偏爱去打祖制，还没打就已经输了。”
“更何况，祖父，我们不是已经做好了决断了吗？！”
“只是不能让人轻易猜出我们的想法。”
他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了四个字：“容朕思之。”
不是准，不是驳。
又是“容朕思之”，和早朝上的“容后再议”一样，连措辞的节奏都对得上。
这四个字在万历的帝王生涯里出现过无数次，每次出现都意味着同一件事：他不想现在就做决定，也不想让别人替他做决定，他要的是时间。
搁下笔，他把奏疏塞进了待办奏折匣的底层。
匣子里的奏疏已经摞得很高了，有关于辽东军饷的，有关于一条鞭法的，有关于京营考核的。
储位之议被压在最底下，但万历知道，压不住。
姜应麟只是第一个。
用不了多久，第二个第三个就会来。
然后就不是一个人的奏疏了，是一群人的战场。
张诚在旁边看着那道被塞进匣底的奏疏，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夜晚。
陛下在乾清宫里写下那道折中之旨，追夺张居正八百顷田产，不抄家，不罪眷属。
那时候陛下说了一句：“这是朕能给他的最后的体面。”
现在张诚忽然觉得，陛下批“容朕思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不是犹豫，不是软弱，是在等——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用最少的代价，做最对的事。
窗外的暮色深了，值房里的人还没散。
姜应麟的奏疏只是一个开始，而立储的这把火，已经在京师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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