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四年八月末，南京暑气渐消。
秦淮河上的船工号子还是每天傍晚响起，城墙根下卖桂花糕的老汉还是每天出摊，都察院门口的差役还是每天换两班岗。
日子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但海瑞的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
海瑞坚持了四十余日。
从张诚带着御医赶到的那天算起，整整四十三天。
老山参吊住了那口气，御医的汤药延缓了油尽灯枯的速度，但延缓终究只是延缓。
进入八月下旬，海瑞的昏睡时间越来越长，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
有时候一天只醒两个时辰，醒来也不太说话，只是靠在床头，让海安把窗户打开，他要看看外面的天。
遇上阴天，他就闭上眼睛听外面的声音——秦淮河的号子、街上的叫卖、巷子里的狗叫、隔壁院子里小孩哭……这些声音他听了几十年，一直听不腻。
遇上晴天，他就盯着窗外那堵灰扑扑的墙，墙头长了青苔，青苔上落了桂花，金黄的花瓣被风一吹就飘进屋里，落在被子上，落在他的手上。
他也不拂掉，就那么看着。
到倒数第五天的时候，海瑞忽然清醒了整整一个上午。
他把海安叫过来，让他把那摞批完的案卷整理好，按衙门分类，用麻绳捆成几捆，分别贴上字条——“内织染局卷宗”、“漕运案卷”、“科举弊案卷宗”……字迹依然工工整整。
又让海安把那几件旧衣裳叠整齐，放在床头的藤箱里。
藤箱用了二十多年，边角都磨破了，海安用麻线缝过好几回。
最后他拿起那不到三两的散碎银子，放在手心掂了掂，递给海安。
“这个，你留着。跟了我几十年，连件新衣裳都没给你置办过。”
海安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来。
海瑞摸了摸他的头，没再说什么。
主仆之间相隔的何止是身份，但在这一刻，那些规矩、尊卑、礼仪全都不重要了。
一个人要走了，另一个人要留下，走的人在交代最后的事，就这么简单。
又过了几日。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秦淮河上起了薄雾。
海安趴在床边打了个盹，忽然惊醒过来，觉得屋子里太安静了。
平时老爷睡着的时候，能听见呼吸声，一轻一重，像老钟摆。
此刻什么也听不见。
他伸手去摸老爷的手——凉了。
海瑞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像是在睡梦中。
脸上的皱纹彻底舒展开来，嘴角还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像上次说完“今天的天真干净”之后那个表情的延续。
窗外桂花正落，花瓣飘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枕边那方还没来得及用出去的砚台上。
海安跪在床边，额头贴着床沿，浑身颤抖。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跪在那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泪水无声地淌进床前那块磨得发亮的青砖缝里。
他伺候了老爷大半辈子，从淳安到应天，从应天到琼山，从琼山到南京，老爷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现在老爷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南京都察院的属官们闻讯赶来。
他们走进这间寒酸的屋子，看见海瑞躺在床上，面容平静，枕边放着那方用了二十多年的砚台，砚台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属官把字条抽出来，上面是海瑞的手迹，墨水已经干了，字迹依然工整——
“尚有百般事，皆是后人责。”
属官们一个接一个跪下了。
他们中有人跟海瑞共事多年，有人只见过几面，有人被海瑞训斥过，有人在背后说过海瑞的坏话，但此刻，没有一个人不流泪。
一个属官翻开海瑞床头的藤箱，想找一件像样的寿衣。
藤箱里只有几件旧衣裳——两件官袍，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几件布衫，打着补丁；一双布鞋，鞋底快磨穿了。
除此之外，便是那三两散碎银子，搁在藤箱角落，用一块旧布包着，布上写着“丧葬之费”四个字。
这便是他全部遗产。
一个朝廷正二品大员，去世的时候全部积蓄不到三两银子，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
那位属官捧着那包银子，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布包上。
消息从都察院传出来的时候，南京城还在清晨的薄雾里。
最先知道的是都察院门口卖早点的老汉，他每天卯时出摊，都会在都察院门口摆上一碗热豆浆，海瑞每天早上都喝一碗，每碗必付钱。
今天豆浆摆出来了，人没来。
老汉问差役，差役红着眼睛摇了摇头。
老汉愣了片刻，把手里的豆浆碗慢慢搁在都察院门口的青石台阶上，跪下磕了三个头，收起摊子走了。
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吆喝“豆浆——热豆浆——”，只是沉默地推着车，拐过街角不见了。
然后是秦淮河码头上的脚夫、菜市里的小贩、城墙根下的手艺人和城南织坊里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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