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海贼复起。
这八个字躺在兵部司务厅的案头，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每一个经手的官员都坐不住。
奏报是福建巡抚衙门发来的，正月初二从福州启程，一路上换了六匹马，跑了八天，正月初十送到北京。
兵部职方司郎中拆开火漆的时候，还当是寻常的海防呈报。
看到一半，手里的茶盏就放下了。
看完最后一个字，人已经站了起来。
“即刻呈送尚书大人，不可耽搁。”
半个时辰后，这份奏报摆在了兵部尚书吴兑的公案上。
吴兑，字君泽，万历十年由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巡抚顺天任上召回，接任兵部尚书。
此人在边镇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军报都见过，但这份奏报还是让他皱起了眉头。
奏报上写得明明白白：自万历十三年入冬以来，浙江、福建沿海接连有海贼出没。温州、台州、福州、泉州、漳州，五府沿岸无一幸免。海贼或数十人一伙，或数百人一队，劫渔村、烧商船、抢货仓，来去如风。漳州府下辖的浯屿、月港两地损失最重，被烧毁的商船不下三十艘，被杀的水手和渔民已过百人。
但让吴兑真正警觉的，是奏报最后一段话。
“据俘获贼寇供称，海贼之中多有倭人，披甲执刃，战法有度。细审之下，乃倭国九州、四国浪人，受当地大名暗中资助，与漳泉海盗勾结，合流为患。”
吴兑放下奏报，手指在公案上敲了两下。
倭国浪人，大名暗中资助。
这不是海盗，这是有组织的海防威胁。
“备轿，去内阁。”
万历十四年正月初十，乾清宫东暖阁。
万历坐在御案后面，面前摊着那份福建来的奏报。
申时行坐在下首，吴兑站在殿中，刚刚把奏报的内容口述了一遍。
殿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宫檐下冰凌融化滴水的声音。
“倭寇！”
万历先开了口，声音不重，但咬字很沉，“朕读《世宗实录》，嘉靖朝倭患最烈的时候，东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动辄聚众数万，攻城略地。后来胡宗宪、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些人打了十几年，才勉强平下去。如今才过了不到二十年，又来了？”
“陛下，此番海贼之祸，与嘉靖朝倭患有所不同。”
吴兑躬身道，“嘉靖朝的倭寇，大头目如王直、徐海之流，是汉人勾结倭人，以海岛为巢穴，动辄聚兵上万，敢于深入内陆数百里。此番海贼规模尚不及当年，但来去更疾，行踪更诡。倭人也不再是嘉靖朝那样的流浪武士，而是受倭国大名暗中驱使，有组织有预谋地来。”
“大名？”
“是！倭国如今正值乱世，诸侯割据，互争雄长。九州有岛津氏、大友氏，四国有长宗我部氏，这些大名手下的武士、浪人极多。战事稍歇时，这些浪人便渡海西来，劫掠我沿海州县。说白了，是拿抢来的钱养自己的兵。”
申时行听到这里，放下了手里的茶盏。
“吴尚书说得对。”
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却带着一种让人不得不听的分量，“东南倭患，自嘉靖朝后虽已平息多年，但根子未除。只要倭国国内战乱不休，就会有浪人外溢。只要海防空虚，就会有海盗滋生。倭人与海盗，一个是刀，一个是握刀的手。刀快不如手稳，但手再稳，没有刀也杀不了人。”
“申先生的意思是——”
“防倭必先防海，防海必先强军。”
申时行站起来，走到殿中挂着的舆图前，伸手指着东南沿海一线，“陛下请看！自嘉靖朝平定倭患以来，东南水师裁撤大半。俞大猷当年打造的战船，如今还在水寨里泡着，船板都快朽了。戚继光则是在蓟镇练兵，练的是步卒和骑兵。他的水战之才，这些年一直没有用上。”
万历的目光顺着申时行的手指，在舆图上慢慢移动。
浙东、福建、广东，海岸线弯弯曲曲，像一条被人扯散的丝带。
那些标注着卫所名字的小红点，稀稀拉拉的，隔几十里才有一个。
他的脑子里，嘉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倭寇！”
嘉靖的语气很复杂，有恨意，也有无奈，“朕在位四十五年，倭寇打了朕三十年。从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开始，到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在广东歼灭了最后一伙倭寇，才算勉强平了。但朕知道没有平。只要海上没有大明的船，倭寇就永远有地方上岸。”
“祖父的意思，是要加强海防？”
“不只是防。”
嘉靖的声音忽然高了一些，“防是防不住的，你在岸上守一万个点，他只要在海上找一个点突破就够了。要想彻底断了倭患，就必须有能主动出击的水师。船要能开到海上去，兵要能在海上打。当年俞大猷的水战之法，戚继光的练兵之术，都该重新捡起来。”
“另外你不是想一战灭国，一劳永逸吗？！”
“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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