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把徐学谟的奏疏搁在案角，没有立刻批复。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八月的夜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得廊下的宫灯摇摇晃晃。
月光洒在汉白玉台阶上，泛着一层冷白色的光。
“祖父，南北取士不均，这个痼疾多少年了？”
“从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
嘉靖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带着几分追溯往事的悠远，“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的举子，每科能占去一半以上的名额。北方诸省——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南直隶。”
“朕记得，洪武三十年为了这个事，还闹出过南北榜案。”
“闹得可不小。”
嘉靖冷笑了一声，“洪武三十年，主考官刘三吾取了五十一名进士，全是南方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北方的举子当场就闹起来了，一路闹到午门外，跪了一地的人，喊‘三吾南人，私其乡’。太祖震怒，但念其曾为太子老师，最终刘三吾以年老免死发配充军，白信蹈、张信等二十余名考官凌迟处死，后面重新开考，又取了六十一个北方人。”
“杀了主考官？”
万历微微一怔。
“杀了！人头落地！南北取士之争，是真能死人的。”
嘉靖的语气沉了下来，“后来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开始，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改成了会试‘南人取六分，北人取四分’的定额制。正统元年（1436年），又增设中卷，以百人为率，变为‘南卷五十五名，北卷三十五名，中卷十名’。南卷含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等十六省府一州；北卷含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中卷含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南直隶庐凤二府、徐滁和三州。一直沿用到朕这一朝。”
“可定额归定额，北方的人才出不来，根子不在考试，在教育。南直隶有多少书院？浙江有多少府学？北方呢？陕西一省，府学虽有八所，但县学与书院数量远少于江南。没有学校，哪来的好学生？没有好学生，就算给了名额，也只能是矮个子里拔将军。”
万历听得很仔细。
他知道祖父这番话不是在发牢骚，而是在给他指路。
“所以光增加名额不够。”
“不够！”
嘉靖斩钉截铁地说，“名额只是治标，兴学才是治本。你要想让北方多出人才，就得在北方多设学校，多派教官。这件事做起来慢，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成效。但如果不做，再过一百年，南北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十年！二十年！”
万历重复了一遍。
他忽然想起自己登基的时候才十岁，今年是万历十二年，他已经亲政两年了。
十年对他而言，不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是一段可以做很多事的时间。
而且梦中他可是看见自己薨逝的那一年年号了——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
这就意味着只要中间不出差错，自己还能活三十六年，甚至更多。
“那就做！”
他的声音平静，“朕还年轻！朕等得起！”
第二天一早，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首辅张四维和礼部尚书徐学谟。
文华殿是皇帝日常召见阁臣议事的地方，比起乾清宫的肃穆，这里更随意些，也更能让臣子们放开了说话。
张四维先进来，紧跟着是徐学谟。
徐学谟今年六十有二，万历八年由刑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在礼部做了四年了。
他这人话不多，做事稳当，从不主动揽事，但也从不推卸分内之责。
“徐尚书。”
万历开门见山，“你的奏疏朕看了。秋闱考官名单的事，按例由礼部提名，需朕钦点方可，不必请旨了。”
“回陛下——”
徐学谟躬身道，“考官名单臣已拟好，今日便呈内阁票拟。臣今日要面奏的，是另一件事——今年乡试的录取名额。”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份详册，双手呈上。
“今年全国应试生员，据各省提学副使呈报，共三万八千余人。比上一科多了三千人。而录取名额，按景泰年间定的旧额，南北直隶、江南大省的解额超八十名，偏远边省名额在三十至八十名之间，全国共取举人一千一百四十五名。”
“三十取一。”
万历接过册子，翻了翻，“倒也不算苛刻。”
“比例不算苛刻，但分布极不均衡。”
徐学谟正色道，“臣查了上一科的各省中举名录，其中南直隶取一百三十五名，浙江取九十名，江西取九十五名，三省合占三百一十名。而陕西仅取六十五名，山西六十五名，河南八十名，山东七十五名。北方四省加在一起，共二百八十五名，依旧不及南方三省总数。”
张四维站在一旁，听到这里，开口补了一句：“陛下，徐尚书所言甚是。臣在内阁也查阅了近年来的进士题名碑，情况更为严峻。进士是殿试所取，举人则经乡试所拔，举人名额若不调整，进士的南北失衡只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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