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静香把文件袋里那份草案重新摆在茶几上，指尖压着封口，盯着它看了很久。
梁志强说那笔欧洲历史产权“悬而未决”，陈东楼给的方案是用她手里的原件换一点无表决权的股份，换句话说，他们是要用一个看起来体面的价码，把她永久隔绝在核心账目之外。六十万港币是另一条路，更直接，但买走的不只是账本和信封，是龙秀英留下的那段历史里所有还能追的东西。
何静香没有立刻联系陈东楼。
她让梁志强先帮她约吴玉珊，同时私下委托梁志强通过欧洲的档案渠道，把那块“悬而未决”的历史产权的具体归属查得更清楚。梁志强接了这个任务，但在电话里停顿了一秒，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件事如果真要往深里查，光靠她两个人是不够的，财团在香港经营几十年，人脉不是摆设。
何静香听完，没有反驳，只说：“先查，查完再谈。”
她挂了电话，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划掉，又重写。
她在做的，不是单选题。
去澳门见吴玉珊，是为了把手里的牌补全。但见完吴玉珊之后呢？如果那本记录欧洲账户真实编号的小册子落在她手里，她能拿它做什么？继续和财团磨，对方的耐心不会无限延伸，上次的货车已经说明问题。如果她把这些东西全部捏在手里死撑，财团可以选择换一种方式施压，而她在香港的根基太浅，经不起第二次。
所以要打进去，而不是站在外面和他们耗。
这个念头在何静香脑子里转了两天。
等她乘船抵达澳门的时候，是一个灰蒙蒙的上午，码头上停着三辆出租车，她没用梁志强帮忙约的联络人，而是自己打了一辆车，按着梁志强查到的地址，去了氹仔一栋老式的葡式公寓楼。
吴玉珊比她想象中要年轻，五十出头，穿一件深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整齐，但脸色苍白，眼底有明显的疲态。见到何静香，她第一句话不是问好，而是往走廊两侧看了一眼，然后把门关紧，小声说：“你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吴玉珊把她让进客厅，茶几上放着两只瓷杯，茶已经凉了，像是等了很久。
她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吴玉珊的父亲当年跟着龙秀英跑账目，临终前把那本小册子缝在一件旧棉袄的夹层里，交代她说，这东西不能烧，也不能给外人，“等有一天有人来问，你就知道该给谁”。吴玉珊守着这句话几十年，从没有人上门问，直到这两个月，先是财团的人打着“历史产权整理”的旗号来要她签声明，紧接着梁志强托人问起，她才知道，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她去里间，从一只旧木盒里取出那本小册子，放在茶几上，自己却没有立刻松手。
她说，她父亲临终时告诉她，龙秀英当年登记的那笔欧洲资产，不是普通债权，是一批贸易公司股份，几十年里被人倒了好几次手，但根源上有一条法律链条一直没有断，只要原始凭证还在，理论上还能追。
“财团找我签的那份声明，”吴玉珊说，“我没看完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要我放弃所有追索权，包括我父亲作为当年见证人的证词资格。”
何静香把茶杯扶正，问了一个问题：“您父亲在册子里记了账户编号，但这个编号现在还有效吗？”
吴玉珊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翻开小册子，指了指其中一页，上面有一串用法文和数字混排的编号，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中文，写的是一家布鲁塞尔注册公司的名称。
她说，她不懂欧洲法律，但她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她在几年前见过，在一份香港财经报纸的角落里，被一个叫“置地国际”的集团并购了。
何静香的手放在茶几上，没有动。
她在那一刻把所有的线索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
陈东楼的置地财团，通过中间公司接手了龙秀英当年留在欧洲的那批产权，但历史链条没有断，只要吴玉珊的小册子和陈伯昌的单据、账本原件同时出现，财团在欧洲的那笔资产就有被追索的法律依据。这就是对方为什么愿意给她股权，愿意给她六十万，愿意在咖啡馆外面推一辆货车——他们要的不是她，是她手里那些东西，以及她找到吴玉珊之前，堵住最后这道口子的时间窗口。
她和吴玉珊谈了一个条件。
她不要小册子的所有权，只借阅，请梁志强做一份经过公证的复印件，原件仍由吴玉珊保管。作为交换，她来处理财团那边的施压，让吴玉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再被打扰。
吴玉珊沉默了片刻，最终答应了。
何静香回到香港，直接约了陈东楼，这一次主动提出见面，地点是她选的，还是那家有记者出没的酒店大堂。
她带去的不是拒绝，也不是那份草案的签字版，而是一个反提案。
她告诉陈东楼，她接受股权置换，但不要无表决权的小股东身份，要的是一个能够列席欧洲子公司季度财报会议的观察资格，以及明确写入协议的、不可被单方面稀释的股权保护条款。作为对等的条件，她把账本和信封原件纳入协议附件，但原件由双方共同指定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托管，而非移交给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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