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办的那张分配通知，捏在唐震手里，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十遍。
纸是普通的打印纸，红头公章盖得端端正正，黑体字印着“兹分配唐震同志至安邦渝药厂保卫科工作”。安邦。他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好几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旁边的女同志大概瞥见了他拧着的眉头，公事公办地补了一句，说这厂是中日友好时期留下的老厂名，嫌麻烦一直没改，待遇按国企走，亏不了他。
唐震没再多问。
他原是想进公安口的。在南疆当了五年侦察兵，干的摸哨、渗透、抓捕，每一桩都跟公安系统专业对口。但今年公安口的名额满了，转业办的人翻了翻档案，说安邦渝药厂保卫科还有个缺，问他去不去。他说行，去哪儿都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对什么事都看得淡。一个月三十六块五的工资，一间十二平方的单身宿舍，一张木板床，一个搪瓷脸盆，够活。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渝州的雨没完没了。
这地方搁地图上叫渝州，老话也叫巴郡，但满街的老百姓都管它叫重庆。山城雾都，嘉陵江和长江在这儿并流，夏天热得像蒸笼，入了秋又闷出一层黏糊糊的水汽。雨点子不大，细得像绣花针，可就是下起来没个完，把整座城罩在一层灰白色的水雾里，被子潮得能拧出水，墙角长年挂着一层青苔。
安邦渝药厂蹲在城北，嘉陵江边上一块凸出去的台地，占地小二百亩。前身是民国时期间川岛洋行制药部，日本人留下的底子，解放后收归国有。五个车间一字排开，一到四车间都还转着，机器轰轰响，唯独最西头的五车间，打唐震报到那天起就封着。厂子的职工加家属两千来号人，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卫生所、食堂、澡堂，跟个独立的小社会似的。厂门口挂着“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的红底金字牌匾，门卫室门口卧着一条老黄狗，见谁都摇尾巴。
唐震在厂里待了一年出头，习惯了独来独往。南疆战场上那帮弟兄，活着回来的没几个，他不爱交新朋友，打饭也是独自去，独自回。日子过得像一杯凉白开，没什么味道，也没什么不好。
厂区东头的食堂很大，一到饭点就人声鼎沸，搪瓷碗和铁勺子碰得叮当响，能把房顶掀了。但唐震总能找到张姐的窗口。
张姐四十来岁，圆脸，齐耳短发，围裙上永远沾着面粉。她是食堂的老人，在厂里干了少说十来年，馒头包子做得地道，人勤快，心肠热，厂里上上下下都认识她。唐震去年头一天报到，她看他是生面孔，菜勺往盆底一沉，捞起来全是肉片子。
“新来的保卫科？叫啥？”
“唐震。”
“小唐，你以后就在姐这个窗口排队。姐看你这体格，准当过兵。当兵的得吃肉，不吃肉哪儿有力气。”她一边说一边往他饭盆里塞了俩馒头，嘴里絮絮叨叨，不是嫌他瘦了就是嫌他衣服洗得不干净。那年过年唐震没回家，她还端了一搪瓷盆饺子送到他宿舍门口，说小唐你一个人过年不吃饺子咋行。
这份情，唐震嘴上没说过什么，心里记着。
傍晚六点半，厂里刚下了白班，食堂里排了两条长队。唐震端着饭盆排到张姐的窗口前面，一眼就看出她脸色不好。她平时打饭手上利索，嘴上也不闲着，问问这个家孩子考了多少分，问问那个老公涨没涨工资，整个食堂就她这个窗口最热闹。可今天她闷着头盛菜，一句话没说，脸上没什么血色，眼窝底下挂着两团乌青，额角的碎发被虚汗浸得湿漉漉地贴在太阳穴上。
“张姐，你不舒服？”
张姐抬头看了他一眼，反应慢了半拍才认出是谁，笑了一下——那笑是勉强从发白的嘴唇里挤出来的。“没事，感冒了。身上疼，没劲儿。”
她一边说一边拿菜勺舀菜，手腕抖得厉害，菜汤从勺沿洒出来，沥沥拉拉弄脏了打菜台。她低头看那片污渍，眼神里透出一点茫然，像是没想到自己会连勺子都拿不稳。
“吃药了没？不行去卫生所看看。”
“早上韩副厂长让人给我拿了厂里的药，说是新出的特效药。”张姐把饭盆推给他，脸上那层虚汗冒得更密了，但她似乎浑然不觉，“我跟你说小唐，那药真灵。下午还浑身疼得不行，吃了没一会儿就松快了——就是这感冒邪乎，老是反复。”
韩科。唐震脑子里浮出一个人来——副厂长，管行政后勤的，四十多岁，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见谁都笑眯眯的。唐震跟姓韩的没打过太多交道，只是在办公楼碰上过几回，那人总能和声细气地问两句工作，像个好人。
张姐说着把袖子往下扯了扯。就在她抬手的一瞬，唐震瞥见了她前臂内侧的颜色。
小臂内侧，有几块青黑的印子。不大，指甲盖那么点，颜色很暗沉，不是普通的磕碰瘀青。边缘模糊，像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烂了，正在往外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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