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琴没有回答。她把小毛衣叠好放在茶几上，然后把他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拿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轻轻握着他粗糙的指节。
窗外的湖面在雪后的月光下是灰白色的，芦苇丛里的野鸭大概已经睡了，偶尔传出一声低低的水响。湖边的柚木苗在雪地里站得笔直，最高的那几棵已经快齐屋檐了。
季昌明翻出来的那件案子，案卷编号很老，纸张边缘都起了毛，钉书钉生了一层褐色的锈。
被告人当年十七岁，罪名是故意伤害。案卷里只有一页情况说明，连伤情照片都没有。
情况说明上写的是“嫌疑人在羁押期间与同监室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经管教民警及时制止，未造成严重后果”。季昌明把这一页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然后又翻到判决书——判决书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
一个未成年人在看守所里被打，管教没管，事后没人调查，连张照片都没拍，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季昌明用红笔在“及时制止”四个字上画了个圈，在旁边写道：“谁制止的？什么时间？有无监控？请补充。”
祁同伟把案卷拿到手里的时候，正在吃盒饭。
他把盒饭推到一边，逐页翻完，然后拿起座机打给陆亦可：“看守所那边当年是谁当班，查出来。监控要是没了，就查交接班记录。记录要是也没了，就找同监室的人一个一个问。”
陆亦可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督查组办公室整理台账。
她放下手里的活，调出了当年看守所的执勤表。
值勤表上那一周的记录被人用涂改液盖过，涂改液下面隐约能看出几个名字。她把涂改液刮掉——一个名字一个名字露出来，排在最上面的是管教民警，下面依次是带班副所长和所长。
她把执勤表复印了三份，一份存档，一份递给季昌明，一份自己留着。
季昌明看了一眼，摘下老花镜，拿起座机拨了个电话。
电话通了，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客气但带着一丝紧张。
季昌明自报家门，对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老领导您怎么想起我来了”。季昌明没有寒暄，直接问他当年的情况，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你是带班副所长。你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季昌明也不催，就把话筒贴在耳朵上，耐心地等着。
过了好一阵子，对方终于开口了，声音发干，说那个人不是打架，是被打的。
同监室三个人把一个人按在墙角，用鞋底抽脸，管教在走廊上听见了没进去，事后他问管教为什么不管，管教说那是“牢头在教规矩”，不好管。他写了份报告报给所长，所长把报告压下来了，说这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后来他把报告原件锁在自家书柜的夹层里，一锁就是这么多年。
季昌明把电话挂了，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
他把那份报告原件的存放位置记在一张便签上，递给陆亦可说“去取，现在就去”。
陆亦可二话不说，带着程度开车直奔郊区，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六楼找到了那个人。他从书柜夹层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封口，里面是那份报告的原件，纸张发黄，折痕处已经快断了，但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被打人的姓名和监室号、管教的名字、所长的批示——“已阅，内部处理”。
报告末尾有一行小字，是带班副所长当时用钢笔写的：“此人系未成年人，被打后三天没有说话。我问他要不要申诉，他摇了摇头，看着窗外。”
陆亦可把报告送回督查组。
季昌明看了以后把案卷递给祁同伟。
祁同伟翻开看到那行小字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了很久，然后把案卷合上，说了两个字：“查他。”王文华在旁边问查谁，祁同伟说查那个被打的未成年人——他现在在哪，过得好不好。
当年十七岁，现在应该已经三十了，判了两年，出来以后有没有人问过他一句。
王文华听了这话，立刻开始翻户籍资料。户籍资料显示这个人出狱以后就离开了汉东，去了南方，登记地址是一个城中村。
他打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现在的房东，说这个人已经搬走很久了，走的时候留了一个纸箱子，说以后有人来找就交给来人，没人来找就扔了。王文华问纸箱子还在不在，房东说还在，在床底下落了好多年灰。
他连夜买了去南方的火车票。走之前陆亦可问他需不需要出差经费，他说不用，他自己有。他从工资卡里取了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卧。
到了那个城中村，找到那个纸箱子，纸箱子上的胶带已经老化了，一碰就碎。
打开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本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
纸上是一份手写的申诉书，跟赵秀兰那封不同——这封信没有寄出去，只在末尾写了一句话：“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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