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嘉陵江的风裹着水汽扑进来，带着淡淡的鱼腥味。
对岸的山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江面上有几艘渔船正在收网，船头的灯火在薄雾中明明灭灭。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脑子里像有一千个声音在同时说话，乱成一团。
他不信。
他父亲虽然唯利是图，满脑子都是生意经，从不掩饰自己对“忠君报国”那一套嗤之以鼻。
但他现在毕竟是朝廷册封的靖海侯，是大明的臣子。
他怎么可能去帮建奴？
怎么可能？
可那封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万支荷兰钢轮式燧发枪。
三百门佛朗机炮。
两百万两银子。
这些数字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脑子里，让他无法思考，无法呼吸。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时，父亲站在船头送他，说了句“活着回来”。
他想起自己受封靖海侯世子时，父亲破天荒地喝醉了酒，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比老子有出息”。
他想起在湖广、在四川、在成都，皇帝对他的信任，把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师交给他，把那些最机密的计划交给他。
陛下从未怀疑过他。
可现在，他的父亲正在给陛下的敌人的军火放行。
一旦这些军火落入建奴手中，辽东的大明将士，将会有多少人死在这批军火之中。
郑森的手在抖。
他转过身，走回案前，重新拿起那封信，一字一字地又看了一遍。
信写得很客观，没有添加任何主观的评语。
心腹显然不敢在这件事上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如实陈述。
但郑森从那些平静的措辞中，读出了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事实：他父亲郑芝龙，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心腹能如此顺利地拿到这批情报，说明郑家内部对此事的态度已经相当松懈。
因为没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郑家本就是海商，准确的来说是东海海盗。
海盗为了钱，放行通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清廷出得起价，郑家接得起单。
仅此而已。
郑森把信放下。
他坐在案前，对着那盏已经燃烧的油灯，从清晨坐到深夜。
油灯里的灯芯烧了一截又一截。
窗外的江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吹得烛火剧烈晃动，在他脸上投下明灭不定的光影。
他没有动。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但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知道了。
心腹既然能把信送到他手里，说明这件事在郑家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他若装作不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件事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
到那时，他该如何面对陛下？
他又该如何面对自己？
他想起父亲从小教导他的那些话：“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卖的，只要价码够高。”
小时候，他觉得父亲是在说笑。
长大了，他才知道，父亲说的是真的。
在他父亲眼里，什么朝廷、什么国家、什么忠义，都不如白花花的银子实在。
可是...
他不是他父亲。
他是在国子监读过书的人，是读过圣贤书的人，知道什么叫忠孝节义。
他在湖广、在四川跟着陛下打过的每一场仗，都是真刀真枪的搏命。
阵亡将士的名单，他亲手抄过三遍。
每一次抄写，那些名字都会在他脑子里扎得更深一点。
那些人的血，不是白流的。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拼死保护的朝廷，有人正在给敌人送军火，他们九泉之下的亡魂会怎么想？
郑森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让他整个人都像被抽空了一样。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脆把这封信烧了，当作从来没有收到过。
但他更清楚，一旦走上了那条路，他就再也不是他自己了。
夜色渐深，江风渐冷。
院门外传来巡夜士兵的脚步声，整齐而单调，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郑森依然坐在那里。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
他只是觉得自己被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一座叫忠，一座叫孝。
无论他往哪边倒，都会被压得粉身碎骨。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动了。
他站起身，走到案前，铺开一张白纸，提笔蘸墨。
笔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很久。
墨汁聚在笔尖，颤了颤，滴下一滴，在纸上洇开，像一朵墨色的花。
过了许久，郑森终于落笔了。
第一封信，是写给朱友俭的密奏。
他把信中的内容如实写了下来，没有隐瞒，也没有修饰。
万支燧发枪，三百门佛朗机炮，两百万两银子，荷兰东印度公司，金州卸货...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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