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庸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捡官帽，跪伏在地，急声道：急声辩道：“大人明鉴！下官是因族中突生急事，不得已才匆忙返乡，临行前已托付师爷与县丞暂代公务，并非有意荒怠……”
他终究认下了林柚给的说法。
此刻若将她供出，万一那虫蛊是真……她又就在旁边，稍做手脚，自己恐怕性命难保！只要师爷办事周密，就还有转圜之机。
“哦？”戚书诚冷笑，“族中急事？何等要事，让你一走数日、音信全无？”
“是……是家母病重，”刘德庸额上沁出冷汗，“已到药石无医的地步，下官身为人子，不得不归……”
“巧了。”戚书诚截住他的话，从袖中取出一卷簿册展开，“本官手中有河绵县近六年所有在籍官吏的记档。刘县令，令堂陈氏于永安三年冬病故，此事记录在此——难道令堂还能死而复生，再病一场？”
刘德庸心中惊骇如浪：他是从哪知道的？
自己怎会将此事记在册上？！
堂外隐约传来压抑的低笑。
戚书诚不给他喘息之机，手指落在账册某一页。
“永安元年，新朝初立，朝廷体恤地方艰难，特免河绵县三成田赋，另拔水利修缮专银五千两。账册记载，县衙入库五千两整。然而同年三条主渠修缮，核价仅支出八百两。剩余四千二百两，账目记为‘采买贡药、犒赏巡防’。”
他抬眼看向面色惨白的刘德庸：“永安元年，河绵县可曾向荣都进贡药材？又可曾额外犒赏过巡防官兵？”
刘德庸双唇颤抖，一字难答。
戚书诚继续翻页。
“永安二年，县内矿产登记玄铁、粗铜折银一万二千两。账上记：上缴国库八千两，留县四千两。其中两千两用于‘补贴孤老’，一千两‘修缮县学’，余下一千两……记为‘酬神祈福，保佑丰年’。”
他语气渐沉，“本官查阅县学卷宗，永安三年，县学仅修补漏屋顶三处，更换破损桌椅二十副，总计支出不到一百两。‘补贴孤老’名册上，仅有十七人，按县衙定例，年支不足五十两。刘县令，其余银两，何在？”
“永安四年，县内新征‘河防捐’、‘安民税’，年收六千两。账上说用于筑堤、组练乡勇。可当年秋汛，西河堤溃三十丈，淹田四百亩，毁屋十七间。乡勇名录虚报过半，饷银多被克扣。”
“永安五年，县衙接到百姓报失、寻人状纸四十三份，你皆以‘流民自失’、‘夫妻口角’为由草草结案，未加追查。同年，你府中新纳一妾，聘礼中有南海珍珠一斛、貂皮十张。你年俸不过四十两，这般豪奢，从何而来？”
“永安六年……”
戚书诚声调平稳，一桩一件，时间、款项、数目清清楚楚，如同利刃层层刮开刘德庸多年粉饰的假面，露出底下腐烂的真相。
每一笔都对应账册信函的白纸黑字。
每一件都刺醒堂外百姓近乎麻木的记忆。
有人低声啜泣，有人攥紧拳头，更多目光死死钉在刘德庸身上，眼中烧着积压多年的怒火。
戚书诚合上册子：“刘德庸，你为官六载，贪墨库银、盘剥百姓、纵容毒害、草菅人命，证据确凿。更与地方豪强勾结，输送利益，掩护恶行——你可知罪？”
刘德庸面无人色，瘫在地上。
这些账目、这些卷宗……这年轻人分明有备而来！
可他何时查的？怎会如此详尽？
那位大人……难道真把自己当了弃子？！
他猛地抬头，嘶声道：你……你血口喷人！这些所谓罪证，皆是伪造！下官……下官要上告！上告你构陷朝廷命官！”
“伪造？”戚书诚笑了，“刘德庸，你当真以为那些东西烧干净了？”
刘德庸瞳孔骤缩！
就在这时，堂外脚步疾响。
那青年去而复返，手捧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身后两名衙役押上一人，正是师爷。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都是刘县令逼小人做的！小人只是听命行事！”
刘德庸眼前一黑，几乎晕厥。
完了。
全完了。
他最后一点侥幸也彻底熄灭，嘴唇哆嗦，眼神涣散。
戚书诚不再看他，转身面向衙门外越聚越多的百姓，提高声音。
“原，河绵县令刘德庸，贪墨渎职、勾结匪类、残害百姓、证据确凿！按《永安律》，数罪并罚，当处——斩立决！”
阳光落在他藏青色的衣袍上，勾勒出挺拔的身影。
“河绵县的父老乡亲。”
“本官戚书诚，即日起重开衙署，受理民讼！这些年若有冤未申、因冤入狱、有苦难言者，皆可来告！”
“刘德庸及其党羽，三日后游街示众，午时三刻，于西市口——问斩！”
师爷也跌倒在地，喃喃道：“不行啊……我死了我娘……我娘怎么办啊……”
“轰——！”
衙门外，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与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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