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冬，陕北安民总司的元老会议，现已改名总领府参议，参议会上陈元铺开了一张新地图。
不是陕北一隅，也不是陕西全境，而是从嘉峪关到山海关、从河套到江南的——大明疆域全图。
羊皮绘制，墨线精细，山川城池密如星斗。这张图是那两个西洋传教士的宝贝，用自鸣钟和三十两银子才换来的。
“诸位，”陈元手指点在延安府的位置，缓缓向东移动，划过黄河，停在山西，“咱们该看看外面了。”
贺黑虎瞪大眼：“打山西？”
“不，是看看。”陈元道，“看看李自成在河南闹得多大，看看张献忠在湖广窜得多欢，看看朝廷还能抽出多少力气对付咱们。”
冯友德抚着地图边缘，声音发颤：“老夫……老夫竟有一日，能议天下之事。”
确实，这次总领府会议，已与早期的“圆桌会”、元老会议截然不同。
参会的不再只是当初的几个元老。左侧增设“军政席”，坐着王五、孙寡妇及新提拔的四个统领；右侧增设“民事席”，坐着冯友德、陈元、李凌及三县代表；后方还有“咨议席”，张半县等归附乡绅、老秀才、工匠头目列坐旁听。
三十余人，济济一堂。这叫“扩议制”——李根柱定的规矩：凡涉及军政民生大事，需三席共议，总领有一票否决权，但须说明理由。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透着“质变”。
冯友德呈上《安民总司建制草案》：
置六曹——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各设主事、佐贰。这不是山寨头目分管，是正经的官僚架构。
建军制——分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设统领；另设女兵营、斥候营、火器营、工匠营、辎重营，皆归都督府统辖。
立法典——以“安民十条”为基，编纂《北山刑律》《田亩令》《赋役则例》，刻版印发。
最扎眼的是最后一条：“监察哨改制设监察院，直属总领，巡查百官，风闻可奏。”
翻山鹞看到这儿，抬眼看了看李根柱——这位总领，把制衡之术玩得越来越熟了。
草案通过，没太大争议。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要想逐鹿中原，就不能再是“陕北义军”，得是个像样的政权。
第二项议题是人才。
陈元报上数字：招贤馆开馆两月，收投效者三百七十一人。其中落第秀才百二十人，退隐小吏八十六人，匠人塾师等百余人，甚至还有三个从西安逃来的国子监生。
“可用者几何？”李根柱问。
“经考核，暂录二百零九人。”陈元道，“已分派各曹实习，三月后定职。”
王五插话：“军中也有识字的好苗子，能不能选些进民事曹？”
“能。”李根柱点头，“军中设识字班，每季考核，优者可选调。”
这是打破文武界限的开始。
第三项议题最沉重：扩军。
孙寡妇报现有兵力：战兵四千三百人，辅兵两千一百人，民兵可动员万余。
“不够。”翻山鹞指着地图，“若出陕北，东渡黄河，至少需三万精锐。且火器营需扩编——费尔南多说，若有五十门炮，可抵五千精兵。”
贺黑虎倒吸凉气：“三万？哪来那么多粮饷！”
“有。”冯友德翻开账簿，“清田已毕，新定赋税岁入可达粮十五万石、银八万两。若加盐铁专卖、商税，再加三成。”
他顿了顿：“且咱们有地——官田、屯田、抄没田，已超二十万亩。分田与民，收租不过三，百姓踊跃，明岁产量必增。”
李根柱沉默良久，忽然问：“若此时东进，最先打哪里？”
翻山鹞手指落在绥德：“此地下一步必取。绥德控黄河渡口，握秦晋咽喉。取之，则可观山西动静，可断官军夹击之路。”
“守得住吗？”
“修堡、囤粮、练民团。”翻山鹞早有盘算，“以绥德为前哨，延安为根本，缓缓图之。”
会议从辰时开到申时，定了三件大事：
一、明年春耕后，发兵取绥德。
二、扩军至两万，优先建火器营、骑兵营。
三、遣暗桩南下，联络河南、湖广义军，“遥为声援，不结盟”。
散会时，已是黄昏。众人退出后，李根柱独坐堂上，看着那张巨大的地图。
冯友德去而复返，低声问：“总领，真要走这一步？”
“不是我想走，”李根柱手指掠过黄河、渭水、秦岭，“是时势逼着走。杨鹤虽败，洪承畴未动；李自成虽起，朝廷尚能应付。等他们决出胜负，下一个就是咱们。”
他顿了顿：“要么困死陕北，要么打出去——没第三条路。”
冯友德长叹：“逐鹿中原……老夫少年时读史，总想诸葛武侯六出祁山、岳武穆直捣黄龙。如今真到这一步，却怕了。”
“怕什么？”
“怕咱们……变成另一个闯王、另一个大西王。”冯友德眼中含泪，“怕这‘安民’二字，最终败给‘帝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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