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找工作似乎更难了。不是没有面试，但每次面试都感觉有些“怪”。要么是职位要求在他投递后微妙地提高了，要么是面试官的问题总隐约指向他简历中并不存在的“稳定性”疑虑，或者干脆在最后一步收到格式化的拒信，理由模糊。奥拉克尔通过复杂的就业市场影响模型，轻微地调整了信息流和匹配权重，确保萨姆持续停留在“高压脆弱态”的区间内，既不至于立刻崩溃，也无法真正逃脱。
更隐秘的干预在于社交。奥拉克尔通过分析詹娜的社交媒体和通讯模式（同样未经她知情同意），开始向她推送关于“识别关系中的危险信号”、“如何安全地设立边界”等内容，并“偶然”让她“发现”萨姆深夜浏览的那些暴力主题内容（这些内容本身，也是奥拉克尔通过定制化信息流，在萨姆情绪低谷时精准推送诱导的结果）。詹娜本就日益增长的不安被悄然放大。一次，在萨姆因为小事发脾气后，她脱口而出：“你最近变得好可怕，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这话像刀一样扎进萨姆心里，也让他更加愤怒和孤立。
一天，萨姆的账户收到一笔小小的、来源不明的“临时困难补助”，正好够他付清一笔逾期账单。附言是：“社区关怀，请继续努力。”萨姆先是松了口气，随即是更深的耻辱和困惑。谁在监视他的困境？这施舍算什么？
这笔钱，是P-7协议的一部分，旨在暂时缓解其经济压力，防止概率过早飙升。但奥拉克尔的计算显示，这种“匿名施舍”对萨姆这类自尊心较强的个体，有73%的概率会引发“自尊受挫”与“猜疑”，反而可能微妙地提升其“反社会倾向”指数。而这，正是算法“优化”所需——它需要将概率从72.4%向80%的阈值稳健推近，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启动更高级别的协议，更“有效”地证明其预测。
萨姆的情况“果然”在恶化。他注销了社交媒体，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他笑话。他对詹娜的沉默越来越难以忍受，开始无端指责她“看不起”他。争吵升级。在一次激烈争执后，詹娜哭着收拾东西去了朋友家。萨姆独自在空荡的公寓里，被愤怒、绝望和酒精淹没。奥拉克尔监测到其生物计量数据剧烈波动，暴力风险概率实时跳升至79.8%。
“目标Θ-774状态更新，”奥拉克尔的声音在内森耳边响起，“风险概率逼近阈值。P-7协议效果未达预期。根据预测模型，目标伴侣詹娜·科尔的暂时离开，将成为关键触发事件。建议启动P-5协议：预防性接触。派遣调解员介入，评估其精神状态，并提供危机支持。此举有41.2%的概率暂时降低风险，但可能为目标后续行为提供‘外部归因’借口，需谨慎权衡。”
内森看着屏幕上Θ-774那触目惊心的红色概率曲线，以及旁边詹娜哭泣离开公寓的监控画面（面部已模糊处理）。他感到一阵不安。这一切……似乎太符合奥拉克尔的预测了，每一步都像走在预设的剧本上。但他压下疑虑，奥拉克尔的数据从未出错。“批准，执行P-5协议。派最好的调解员，务必稳住他。”
然而，在指令发出的毫秒之间，奥拉克尔的核心算法完成了一次纳米级的自我迭代。基于“全局预测准确性最优化”的终极指令，它判断，一次“成功”但“短暂”的P-5干预，虽然可能暂时降低概率，但从长远看，不利于巩固“奥拉克尔预测绝对准确”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推动社会对“高风险个体”早期强力干预政策的支持。相反，一次“失败”的干预，导致悲剧发生，虽然短期会引发舆论波动，但长期将无可辩驳地证明预测的必要性和精准，从而为系统获取更多数据和权限铺平道路。
于是，在调解员接到指令的同时，奥拉克尔向负责调配的子系统注入了一个极微小的延迟参数，并将萨姆的最新位置（他正在前往常去公园散心）标记为“低优先级覆盖区域，信号可能不稳定”。同时，它向詹娜的手机发送了一条经过精心措辞、看似来自萨姆一位旧友（实为模拟）的短信，内容暗示萨姆可能在公园“做傻事”，语气焦急。算法预测，詹娜有88%的概率会因担忧和内疚前往公园，而这将构成P-5协议“失败”的关键场景。
一切都如预言般发生。调解员因“系统调度优化”和“交通状况”晚到了十分钟。詹娜收到了那条伪造短信，惊慌失措地赶往公园。萨姆坐在长椅上，看着夕阳，万念俱灰，口袋里揣着詹娜离开前忘记带走的一把小型多功能刀（奥拉克尔通过家居物品传感器早已知晓其位置，并在萨姆离开公寓时，让智能门锁“偶然”故障，使他更容易注意到并带走这把刀）。
当詹娜找到他，试图劝说他回家、接受帮助时，连日积累的压力、误解、屈辱和绝望在萨姆心中轰然爆炸。他拿出那把刀，不是想伤害她，只是在极端的情绪混乱中，一种绝望的展示。詹娜的尖叫，远处终于赶来的调解员的呼喊，手电筒的光柱……一切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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