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他决定用最迂回的方式——借西凉的名义。次日，他以“西羌部落异动”为由，拟了一份加急军情，请求父亲在三月十六日亲临郿坞的西军大营，检阅部队的同时，请求受父亲首允在关中实行董牧在凉州试用的军制改革。这份军情半真半假，西羌确有小股骚乱，但远没到需要董卓亲自检阅的地步。
他不知道这份奏折能否拦下父亲，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此。就像弟弟在密信里说的：“风欲起时，唯有先筑高墙。”
三月十四，董琰的奏折送到郿坞。董卓看着“西羌异动”四个字，嗤笑一声扔在案上：“一群毛贼，也值得某亲自去看？”
李儒在旁劝道：“主公，大公子既如此奏报，想必事出有因。三月十六祭天确是大事，但边防也不可懈怠，不如先去大营，午后再回未央宫，两不耽误。”
董卓沉吟片刻，颈间的伤疤隐隐作痛——近来总梦见伍孚的刀，让他对长安的宫城生出莫名的抵触。“也好。”他挥挥手，“让伯瑜那日在大营候着。”
消息传回长安，董琰捏着回信的手微微发颤。虽未完全阻止，但至少能让父亲避开祭天的早朝——那正是史书上记载的刺杀时刻。
可他没算到，王允似乎早有预案。三月十五，司徒府忽然传出消息：祭天仪式改在午后举行，与董卓检阅大营的时间恰好错开。
董琰站在尚书台的廊下，望着司徒府的方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起。对方像算准了他的心思，每一步都棋高一着。他忽然想起弟弟信中最后那句“布庄与药材铺相熟”——吕布，才是那个最危险的变数。
他快步回房，从床板下摸出最后一根藏信的芦管。这一次，他没有用密语，只以最直白的字迹写道：“弟，长安风雨欲来，布庄已与药材铺勾结，十六午后恐有大变，父仍欲赴祭天。兄力竭，恐难回天。”
写完，他将芦管交给一个哑巴仆役——这是他最隐秘的棋子，从临洮跟随他多年，从不会泄露任何消息。“送回临洮，亲手交予少将军。”
仆役点点头，揣着芦管消失在暮色中。董琰望着空荡荡的庭院，忽然觉得很累。他做了能做的一切，用最隐蔽的方式查探，用最绝密的渠道通信，可历史的惯性似乎仍在向前碾压。
三月十六的清晨，长安的天空阴沉得像块浸了血的布。董琰站在西军大营的辕门外，等着父亲的车驾。远处的未央宫方向，隐约传来祭天的鼓声。他不知道此刻的宫门前，吕布是否已按剑等候，王允是否已摆好圈套。
他只知道，自己能做的，唯有在这里守着，像一根试图挡住洪流的芦苇。而那封送往金城的密信，或许是他们兄弟间最后的告别，也或许，是命运留给董家的一线生机。风沙再次起，迷了他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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