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养心殿盯着地图时，脑中已推演过这个局面。
所以他急。
急的不是儋州一城之失，急的是琼州全岛可能因此连锁崩溃。
但北京城的急，到了广州，就变成了另一种节奏。
两广总督巴延三不是不知道琼州危局。
他知道。他甚至比乾隆帝更早收到儋州陷落的急报——快马从雷州渡海，六百里加急送到广州，只用了三天。
但他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短毛贼”的战力，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临高陷落时，他还能安慰自己：那是琼州镇轻敌，被贼人偷袭得手。可儋州呢？马得功是广西剿瑶起家的悍将，儋州城高池深，守军两千，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结果四天就被攻破。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短毛贼的攻坚能力，已经远超寻常“海寇”“逆匪”的范畴。他们有大炮，有火器，有攻城器械，甚至有传说中的“无马铁车”。
巴延三在陕甘当过巡抚，见过准噶尔人的火炮，见过回部的马队。但他没见过四天能破坚城的贼。
所以他谨慎。
谨慎到不敢轻易渡海。
渡海作战，最忌半渡而击。万一水师船队出海途中遭遇贼船拦截怎么办？万一登陆时贼人在滩头设伏怎么办？万一粮道被断、后援不继怎么办？
这些“万一”，在寻常剿匪时或许是多虑，但面对这支神秘的短毛贼，巴延三不敢赌。
他在等。
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的消息，等广东各地绿营的集结，等更详尽的情报，等一个“万全之策”。
这一等，就是七天。
七天里，他只做了一件事：给皇帝写请安折。
不是他昏聩，是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调兵，需要时间备船，需要时间摸清贼人底细——更需要时间，把“渡海征剿”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更适合的人。
比如，刚刚被皇帝点名“戴罪图功”的广东提督高瑹。
高瑹的处境比巴延三更尴尬。
作为广东绿营最高武官，琼州失陷，他首当其冲。皇帝革去他的顶戴，命他“即日渡海，戴罪征剿”，这是死命令。
但他怎么渡？
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大半在虎门、澳门一带布防，防备的是西洋夷船，不是跨海登陆。能用于渡海运送兵马的，多是中小型哨船、赶缯船，载兵有限，航速慢，抗风浪能力差。
更要命的是——他不知道贼人在海上有什么。
儋州陷落后，有溃兵从海上逃回雷州，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贼人有“快船”，无帆无桨，行如鬼魅；有“铁船”，刀枪不入，炮火难伤。
这些传言有多少可信度？高瑹不知道。但他不敢不信。
万一贼人真有海上利器，他这几十条老旧战船出海，岂不是送死？
所以他也在拖。
以“筹备粮秣、检修战船、集结兵勇”为名，一天天往后拖。每天往北京发一道奏折，汇报进展：今日修船几艘，明日调兵几何，后日筹集粮草若干。
字字属实，句句在理。
唯独不提“何日渡海”。
他在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协防，等皇帝派钦差督战，等——等一个不用他亲自渡海的转机。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此刻也在看地图。
他的目光落在厦门与琼州之间那片广阔海域上。
从厦门到琼州，海路一千二百里。这个季节，刮的是东北风，帆船南下是顺风，但回程就是逆风。一旦在琼州陷入苦战，粮秣、弹药、援兵如何补充？
更关键的是——福建水师的主要职责是巡防台湾海峡，防备的是台湾天地会、海盗，以及偶尔出现的西洋夷船。抽调主力南下琼州，台湾海峡出现空虚怎么办？
黄仕简不是不想救，是不能全救。
所以他给皇帝的奏折里写的是：“即日抽调哨船二十艘，兵勇一千，赴粤协剿。”——二十艘哨船，一千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真正的精锐，他留在厦门。
他在等。
等广东那边先动手，等短毛贼的虚实被探明，等——等皇帝明确下旨，命他“全力赴援”。
在这之前，他只能“谨慎”。
养心殿里，乾隆帝看着地图，心里明镜似的。
他知道巴延三在拖，知道高瑹在怕，知道黄仕简在观望。
这些封疆大吏的心思，他太懂了。
但他们不懂的是——琼州这盘棋，拖不得。
拖一天，昌化、感恩、崖州就多一分陷落的危险。拖三天，黎区可能倒向贼人。拖七天，琼州全岛就可能易主。
到那时，再想渡海收复，代价就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所以他要换人。
换上一个不怕死、敢拼命、能打硬仗的人。
福康安。
北京，福康安府邸。
六百里加急的廷寄送到时，福康安正在后院练箭。
他接过廷寄，拆开，一目十行看完，脸上没什么表情。
幕僚在一旁低声问：“大帅，皇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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