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进入尾声，法庭的日程表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压得紧凑而有序。来客在清晨把最后一份材料交到检方手里：那是一份整合后的时间—资金—调用表，附带链式公证的哈希索引与几段关键的元数据快照。她没有庆祝，只有一股淡淡的紧张感在胸口盘旋——真正的对决不在递交材料的瞬间，而在法官如何把这些材料读成法律事实的那一刻。
法庭上，双方律师在攻防中把各自的最后立场压缩成若干要点。辩方的基调是“推定无罪与证据排除的程序保障”：他们一再强调诱饵的边界、证据采集方法的技术细节存在争议，以及将学术语汇作为刑事指控依据的法律风险。检方的重心则是把技术证据与金流、会务与人证并列，构建一个“有组织、有预谋、可操作”的行为链，并向法庭说明为何某些看似模糊的措辞在内部通信里具备可操作的指令功能。
关键一刻出现在检方提交的匿名第三方镜像补充证据被法官受理之后。那份补充并非由检方首次提供，而是在庭审进入到证据争议的敏感节点时突然出现：一份来自国外独立技术审计机构的部分镜像解压结果，内含一段尚未公开的固件测试日志，日志中以示意图与时间标注明确展示一次“按需激活”流程的流程性描述，并配有具体的固件版本与触发序列。检方请求将该材料作为辅助性证据纳入案卷，理由是它能与现有证据形成关键的时间与行为链补足。
法庭在短暂休庭后决定接受该补充证据入案，理由是其来源具有足够的技术可验证性且提交方式符合程序要求。裁定一出，庭内一阵微妙的寂静：对检方而言，这几乎是把缺失的那一段拼图收入囊中；对辩方而言，这又是一道难以回避的穿刺。辩方律师立即申请对该补充材料的获取渠道与完整性做进一步质证，法官批准了他们的质证申请，庭审在随后几日将就此展开限定范围的审查。
就在庭审围绕补充材料进行技术质证的几天里，法庭外的讨论依旧热烈。媒体抓取每一处程序性进展进行解读；学界有人提出对独立审计机构中立性的疑问，也有人认为能借此看见技术证据如何在司法中发挥实质作用。来客在这一阶段把更多精力放在证人保护与证供的巩固上：她安排社工在证人出庭前做了最后的心理干预，重新确认他们面对交叉询问时的事实边界，同时让技术团队准备好对任何试图以“证据瑕疵”动摇证供的反驳材料。
质证日到来时，技术法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空间。独立审计机构的工程师被传唤到庭，解释那份镜像数据的提取过程、断点修复与解压方式，以及为何其中的测试日志能被视为与本案固件调用的内在对应。麦微在交叉询问中指出几处关键的时间偏移与签名对应，法庭记录员把每一句技术论述精确记录。辩方则不放弃程序性攻势，试图在技术链路的“采集—传递—保存”环节寻求能够动摇证据可信度的漏洞。
戏剧性的转折在质证中浮现：一名关键证人在庭外接到匿名威胁电话，消息随即被社工上报，法庭被迫暂停质证程序并启动保护措施。这一事件反而使得法院对证人保护与压力干预的关注上升，法官在公开庭审中表示，任何可能影响证人自由作证的外在压力都将被记入案卷并可能成为独立审查的对象。对检方而言，这既是证明对方可能采用非法律手段干预案件的机会，也在公众与法庭层面强化了对证人安全的重视。
随着保护措施的展开，质证继续进行，技术论证逐渐明确：独立镜像中显示的“按需激活”流程，与检方先前掌握的会务纪要和转账流水在时间上有直接重合；固件测试日志中的版本号偏移，与法庭中提交的被动设备序列号在序列号映射表上建立了可验证的对应关系。这些并证并非单点证据，而是把几条之前看似独立的线索编织成一张网：邮件、会议记录、固件日志与金流的交汇让单一的辩解难以自洽。
辩方在法庭上最终做出强而有力的最后陈述：他们承认部分操作存在可疑的组织性安排，但坚持被告作为学术与咨询机构，其多数工作在法律与合同框架内进行，若认定犯罪意图，需要更直接的心志证据而非用于程序化推断的并证链。辩方请求法庭在衡量司法与学术自由界限时慎之又慎。检方的终结陈述则回到“行为链”的语言：在复杂系统中，单点的模糊措辞经由既定流程能被功能化为可执行的命令，关键不是一个词的字面含义，而是其在整个网络中的功能与结果。检方呼吁法庭以制度保护公众利益为重，以判决为制度修补提供可执行的法理基础。
庭审进入合议阶段。来客在法院外花了很短的时间与团队交换眼神：他们都知道，这场比拼不只是法律条文的胜负，更涉及社会对公共资助透明、学术伦理与技术可追责性的长期期待。她把手里的纸袋轻轻合上，像是把一段未竟的对话放回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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