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五年（公元前 305年），八月二十七，霜降前七日。
黄河在孟津渡打了个弯，水势稍缓。晨雾还未散尽，渡口已忙碌起来——不是寻常的商旅渡河，而是整整三千人的护送队伍，簇拥着河中心那艘特制的平底大船。
船身长十五丈，宽四丈，吃水极深，船头船尾各立十二名力士，手持长竿探测河深。船中央，用整木和铁索固定着一座巨物：高六尺，口径五尺，三足双耳，周身覆着厚厚的防撞草垫，但仍能看出青铜的底色。草垫缝隙间，偶尔露出狰狞的饕餮纹，在晨光中泛着幽绿的锈色。
齐鼎。
最后一座抵洛的鼎。
渡口北岸，黑压压站满了百姓。有附近村子的农人，有闻讯赶来的士子，甚至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家仆搀扶下，望着河心那座巨鼎，老泪纵横。
“那就是齐鼎啊……”一位齐地口音的老儒颤声道，“老夫年少时，随祖父入临淄太庙祭祀，远远望见过一次。那时鼎中燃着香火，烟雾缭绕……没想到再见时，竟是在这黄河渡口，去往洛阳的路上。”
他身边的中年人低声道：“父亲，慎言。如今是欧越的天下了。”
“老夫知道。”老儒抹了把泪，“只是……心里堵得慌。”
渡河南岸，礼部侍郎兼押运总管张珩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神色凝重。他已经护送过赵鼎、魏鼎、韩鼎，但齐鼎最重，路程最远，从琅琊装船，沿海路北上至黄河口，再逆流西进至此，全程一千七百里，走了整整四十七天。
“水流如何？”他问身旁的河道官。
“今日水位比昨日降了三寸，河心最深处仍有两丈七尺，足够过船。只是……”河道官犹豫道，“孟津渡这一段，河底多暗沙，船太重，万一搁浅……”
“没有万一。”张珩斩钉截铁，“陛下有旨，九鼎必须完好无损抵洛。告诉船工，再加一倍赏钱。若平安过河，所有人赏银十两，赐酒肉三日。”
命令传下，船工们精神一振。号子声重新响起，粗犷悠长，混着黄河的涛声，在晨雾中回荡。
“嘿——呦——嗬！”
“稳住——舵！”
“左舷——下竿！”
大船缓缓移动，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河中苏醒。船底擦过河沙的声音透过船身传来，沉闷而骇人。岸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那船，盯着船上那座裹着草垫的巨鼎。
一丈，两丈，三丈……
船行至河心最急处，忽然一震。船身明显倾斜，左侧吃水突然加深。
“左舷搁浅！”了望手嘶声大喊。
张珩脸色骤白。他飞奔下高台，冲到岸边，几乎要跳进河里：“全力推左舷！卸货减重！快！”
船上乱中有序。力士们用长竿死命抵住河底，试图将船撬起；另一批人开始将压舱的石块抛入河中；更有水性好的船工直接跳下水，用肩膀顶住船身。
时间一点点流逝。太阳升高，晨雾散去，河水在阳光下泛着浑浊的黄。船依然卡着，纹丝不动。
就在张珩几乎绝望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张大人，试试把鼎往右舷挪三寸。”
张珩回头，见是那位齐地老儒，在家仆搀扶下走了过来。
“老先生，这是……”
“老朽年轻时，曾参与过齐鼎的移位祭祀。”老儒望着河心，“鼎虽重，但重心微妙。三足并非等距，其中一足略短毫厘。若卡住的是这只短足，只需将鼎身往反方向稍移，鼎足自会滑出沙窝。”
张珩将信将疑，但别无他法，只得传令。
船上力士用粗麻绳套住鼎耳，数十人合力，喊着号子：“一、二、三——移！”
青铜鼎在木架上发出沉重的摩擦声，缓缓右移。移了三寸，果然，船身一震，左舷缓缓浮起。
“成了！”船上岸上一片欢呼。
大船重新启航，稳稳驶向南岸。当船头触到渡口木栈时，张珩双腿一软，几乎瘫坐在地。
齐鼎，终于过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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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津渡到洛阳，还有最后六十里。
这段路走了两天。不是走不快，而是不敢快。特制的十六轮牛车，用三十六头犍牛牵引，车轮包着厚铁皮，即便如此，每走一里都要停下来检查车轴、加固绳索。路面早已平整过三次，撒了细沙，泼了水，压得坚实如铁。
沿途百姓越聚越多。
起初只是附近村民好奇围观，后来消息传开，洛阳城里的士绅、商人、甚至妇孺都涌出城来看。官道两侧，人山人海，维持秩序的衙役嗓子都喊哑了。
“让开！都让开！离车十丈！”
“不准抛洒杂物！违者杖三十！”
但人群依然往前挤。他们想看那传说中的九鼎，想亲眼见证这“万鼎归洛”的历史时刻。许多人爬上树，登上房顶，踮着脚张望。
牛车缓缓而行。车轮碾过官道，在夯土路面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像历史的车辙，一旦碾过，便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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