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的银杏叶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像铺了层碎金。城南那间曾藏过《诗解》的地窖，如今又燃起了油灯，灯芯“噼啪”爆着火星，将四壁的人影晃得忽明忽暗。韩国儒生们围坐在新搭的木架旁，架上的竹简泛着温润的光泽——这是他们耗费三年整理出的《诗谱》，将散落在韩地的诗歌按“风、雅、颂”谱系编排，连早已失传的《韩诗》残篇都补全了大半。竹简边缘被反复摩挲的地方，已泛出浅黄的包浆，像给文字镀了层时光的膜。
罗铮蹲在木架前，指尖轻轻划过竹简上的“周南”“召南”字样，那些字是用朱砂描过的，在灯光下透着暖意。他忽然从行囊里抽出一卷素帛，用炭笔在上面画了个金字塔形的三角，线条刚劲如刀刻。“你们看，”他指着最顶端的“颂”字，炭末簌簌落在帛上，“宗庙祭祀的诗歌是根基，如三角之顶，看似小巧，却稳住整个谱系；中间的‘雅’是朝堂乐歌，像左右两腰，一头连着神明祖先，一头牵着市井巷陌，承上启下；最下层的‘风’是民间歌谣，如底边，最宽也最稳，托着上面的一切。”他用指尖在三角内部画了道斜线，从“颂”直抵“风”，“《诗谱》说‘风由雅生，雅由颂出’，正是这斜线的牵引，就像韩地的汾水，从源头流出，经都城，入乡野，缺了哪一段，水脉就断了。”
架旁的老儒们凑近细看，鼻尖几乎碰到帛书。见他在《邶风》与《小雅》之间画了道细线，线端标着“黍离之悲”四个字，墨迹未干。“当年镐京陷落，《小雅》里的《黍离》唱的是王室之痛，传到民间，便有了《邶风》里的《击鼓》，把家国之哀化作了士卒的血泪，”最年长的老儒抚着胡须道，指腹划过竹简上的诗行，“这脉络，竟与罗兄画的三角斜线分毫不差，连痛的深浅都相合。”有个年轻儒生忽然从怀里取出随身携带的陶埙，埙身是韩地的陶土烧制的，带着细密的冰裂纹。他含住埙口，吹起《关雎》的调子，埙声呜咽如泣，地窖里的人都静了——这旋律里，分明藏着《周南》的温婉与《召南》的质朴，像被那道三角斜线串在了一起，分不清哪句来自周原，哪句生在召地。
墨雪在窖角摆弄着她的“诗脉杠杆”。木杆是用新郑的枣木削的，泛着暗红的光，上面用金粉刻着从“颂”到“风”的刻度，每道刻度都对应着一首诗的韵脚。支点设在“雅”字处，打磨得光滑如玉，左侧悬挂着刻着“先王之德”的铜坠，铜绿斑驳；右侧吊着标有“民俗之音”的铅块，沉甸甸的压得木杆微弯。“你们瞧，”她用指尖将铜坠往“颂”的方向挪了挪，右侧的铅块立刻微微抬起，木杆发出“吱呀”的轻响，“《颂》里的先王事迹重一分，《风》里的民俗就跟着正一分，就像韩地的乡俗，逢年节祭先祖，礼虽简，却总带着朝堂仪轨的影子；若把铜坠往‘雅’的方向移，铅块也能稳——这便是《诗谱》说的‘雅为风之范，颂为雅之根’。”
她忽然取下“先王之德”的铜坠，换上块刻着“郑卫之音”的朽木块，杠杆瞬间失衡，右侧的铅块“咚”地砸在木板上，震得架上的竹简都跳了跳。“失了根基的歌谣，就像这歪了的杠杆，再热闹也站不住，”墨雪捡起铅块，重新挂上铜坠，杠杆又稳稳地平了，“前几年韩地流行的那些靡靡之音，只顾着靡丽，忘了‘雅’的规矩，‘颂’的根本，如今早已失传；反倒是那些承继‘雅’韵的民间小调，像《芣苢》那样，既带着田野的鲜活，又有礼仪的端正，还在田埂间传唱。”
地窖外的巷子里，蒙恬派来的密探正倚着墙根，靴底碾着枯黄的银杏叶。带队的队正裹着件洗得发白的褐衣，领口打着补丁，怀里揣着本抄录的《诗经》，纸页是用麻纸做的，粗糙却结实——那是他从军前，村塾先生送的，说“读诗知礼，方知为何而战”。听见地窖里传来埙声，他指尖不自觉地在袖上敲着拍子，那调子忽高忽低，像极了老家河边妇女洗衣时唱的歌谣，只是更沉静些。
“里面在说什么？”旁边的年轻密探低声问，他刚从军伍里抽来，对这些诗书之事全然不懂。队正侧耳听了听，听见罗铮说“风如江河，雅如堤坝，颂如源头，堤坝牢了，河水才能灌溉良田，源头断了，再好的堤坝也没用”，忽然想起自己家乡的河，去年暴雨冲垮了旧堤，淹了庄稼，后来按老河工说的“依地势筑堤，顺水性开渠”，新堤反倒更稳，原来这道理，竟和诗脉是一样的。“好像……是在说歌谣的来处，还有怎么能传得久。”他含糊道，目光掠过地窖顶上的气窗，那里正飘出淡淡的松烟墨香，混着银杏叶的清苦，像极了村塾里的味道。
次日清晨，天光透过气窗照进地窖，在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儒生们正将抄好的《诗谱》分装在竹筒里，竹筒是用韩地的湘妃竹做的，带着天然的紫斑，准备送往韩地各县的私塾。门被轻轻推开，寒风裹着几片银杏叶钻进来，吹得油灯晃了晃。走进来的是队正，手里捧着个樟木盒，盒上还带着樟树的清香。打开一看，竟是二十枚新刻的木活字，乌黑的檀木上，“风、雅、颂”三个字的笔画格外深，刻痕里还嵌着金粉，在晨光里闪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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