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长途电话的线路里，带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像是隔着一片遥远的、阴沉的海洋。吕凯坐在市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但他毫无睡意，手里的话筒握得有些发紧。陈敏坐在一旁，戴着耳机同步监听着通话，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随时准备记录。
电话那头，是那家海外慈善机构——“受害者救助基金”（Victims Relief Fund, VRF）——负责亚洲区事务的一位负责人。经过繁琐的官方渠道沟通和时差协调，这个越洋通话终于在凌晨接通。对方的英语带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腔调，显然是处理惯了各种敏感咨询。
“警官先生，关于您提到的这笔指向十年前的铅污染事件受害儿童的定向捐款，我们已经核实了记录。”负责人的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款项是通过加密货币（比特币）转入的，捐赠人使用了匿名钱包地址，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只在转账附言中注明了捐款用途，与您提供的信息一致。我们机构尊重匿名捐赠者的意愿，只要资金来源不涉及我们明确禁止的非法活动（如恐怖主义融资等），并且捐款用途符合我们的宗旨，我们一般不会、也没有权力强制要求捐赠人披露身份。这是行业惯例，也是为了保护那些可能因各种原因不愿公开露面的善意人士。”
这番说辞在吕凯预料之中。这类国际慈善机构在接收匿名加密货币捐赠时往往持开放态度，这既是出于对“捐赠自由”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所迫——加密货币捐赠越来越普遍，严格审查会大幅增加运营成本并可能吓退潜在捐助者。
“我理解贵机构的立场和惯例，”吕凯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回应，但话语中的紧迫感难以完全掩饰，“但警方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笔捐款的捐赠人，与我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刑事案件，包括多起绑架、勒索和谋杀未遂案有关。捐款行为本身，可能并非出于单纯的善意，而是犯罪嫌疑人扭曲心理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犯罪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迫切需要确认捐赠人的身份，这关系到多名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有助于阻止更多罪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电流的沙沙声。负责人似乎在权衡。跨国执法协作、嫌疑人可能利用慈善洗钱或制造伪善形象、以及潜在的法律和声誉风险，这些因素显然都在他的考虑之中。
“警官先生，”负责人再次开口，语气依然谨慎，但稍微松动了一些，“您所说的情况非常严重。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机构，我们绝不希望成为任何犯罪行为的工具或挡箭牌。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加密货币的匿名性是其核心特征之一，我们无法追踪钱包地址背后的真实身份。我们只能提供我们记录中已有的、不涉及捐赠人隐私的信息。”
“任何信息都可能有用，”吕凯立刻说，“比如，这笔捐款是何时收到的？是一次性汇入，还是分批？除了指定用途，附言里还有其他内容吗？捐款之后，有没有人，以任何方式（比如加密邮件、匿名信）与贵机构联系，询问这笔捐款的使用情况，或者表达过其他与捐款相关的言论？”
“请稍等，我查询一下详细记录。”电话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吕凯和陈敏来说，每一秒都显得缓慢。
“记录显示，”负责人的声音重新响起，“这笔指定用途的捐款，是在大约两个月前，一次性汇入的。金额在同类定向捐款中属于中等偏上。附言只有您提到的那句‘用于十年前中国XX市铅污染事件受害儿童救助’，没有其他内容。捐款入账后，按照我们的流程，已由项目团队评估并开始规划使用，但目前尚未有款项实际拨付到具体项目，因为相关合作方和实施方案还在确认中。”
两个月前……吕凯在心中快速计算。那差不多是林小雨失踪前、记者方哲开始调查污染报道的时候，也是“净罪者”开始活跃、资金通过李浩等渠道流动的时期。时间点再次吻合。
“至于联系……”负责人顿了顿，似乎在查看另一份记录，“在捐款入账大约一周后，我们机构的一个公开联络邮箱（非主要办公邮箱，是用于接收一般问询的），收到过一封加密电子邮件。邮件没有署名，发送IP经过多次跳转，无法追踪。内容……是关于捐款使用的一些‘建议’。”
“建议？”吕凯的神经绷紧了，“具体是什么？”
“发信人表示，希望这笔捐款能够‘真正、直接’地帮助到那些受害最深的儿童，特别是因此次事件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家庭陷入绝境的孩子。他……或者说她，还附带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三个当年受害儿童的名字和极其简略的家庭情况描述，建议我们优先考虑这三个家庭。邮件语气礼貌，但用词精确，对事件细节的了解程度……超出一般公众。”负责人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我们当时认为，这可能是一位了解内情的匿名知情者或热心人士的补充建议，虽然方式有些非常规，但动机似乎是好的。我们将这份建议转给了项目团队参考，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之后，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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