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罗金仿佛听到了什么——他抬起头，看向福尔摩斯的方向，嘴角动了动，但没有说话。那只完好的右眼中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虚无主义者惯常的冷嘲。只有一种极淡极淡的、小心翼翼的——感激。
伊万在火车行驶的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给他注射了第二次溴化物，确认他的心跳和体温都回到了正常范围。当他终于在第二天下午醒来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去摸枕头旁边的眼镜——那副被我捡回来、用胶布缠住了鼻梁的眼镜——然后慢慢戴上。他隔着模糊的镜片望向车厢里的一切：裹着旧毯子的流放犯人、靠在车厢角落里打盹的哨兵、正在用绷带给一个冻伤囚犯包扎手指的阿辽沙。
然后他看向斯塔夫罗金。
两个人的目光在车厢昏暗的光线中相遇，停留了不到三秒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在那三秒钟内做出任何可以被描述为表情的面部动作。但伊万在移开目光后，将手伸进大衣口袋，取出了那本他在营地中一直在写但始终没有写完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了几个字。我没有看清他写的是什么，但我注意到他用的力道，就像是想将最后一枚钉子敲进墙壁。
“你写的是什么？”我问。
他将笔记本合上，放在膝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烧掉了《宗教大法官》。这是新的。”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火车在第三天傍晚抵达叶尼塞河补给站。我们下车时，天空已经放晴——西伯利亚冬季罕见的晴天，一片深邃的、几乎泛着靛蓝色的穹顶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上，夕阳正从西边的森林尽头缓缓沉落，将整片雪原染成了一种由金黄到粉红到淡紫的、细腻得近乎忧伤的渐变色。补给站的站长是一个肥胖而好客的中年人，在看见彼得罗夫和那群浑身狼狈的囚犯时差点哭出声来。他安排了一间临时腾出的木屋给我们五人休息，生起了铁炉，烧了热茶，还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整块熏猪肉。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饭。
饭后，阿辽沙独自走到补给站后面的小山坡上。那里有几株稀疏的白桦树，树下立着一个简陋的木头十字架——大概是补给站为施工中死去的工人设的临时墓地。阿辽沙站在十字架前，双手交握在胸前，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在山坡下站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上去。但最后我还是走上去了。我的靴子踩在干冷的雪地上，每一步都发出清脆的咯吱声，他不可能没听到。但他没有回头。直到我走到他身旁，他才轻声说了一句话。
“我在为他们做安魂祷告。”
他念出了那些名字。德国地质学家，不知名的姓氏。基里洛夫，阿列克谢。韦尔霍文斯基，彼得。他停了一下，然后念出了最后一个名字——艾琳·艾德勒，那个女人，那个在冰原上独自面对黑暗然后死在圣彼得堡一座废弃教堂中的女人，那个他从未真正认识却在临终前将她最后的温度留在了他手中的陌生人。
“我在修道院时，佐西马长老对我说过，”阿辽沙说，声音在风中轻得几乎听不见，“‘不要害怕死者。死者只是比我们先到了上帝面前。为他们祈祷，就像为远行的旅人祈祷一样。’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想法——也许他们需要的不是祈祷。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有人站在这里，记得他们的名字。”
“你已经记住了。”
“是的。”他转过身来，看着我，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夕阳下闪烁着一种既悲伤又坚定的光芒，“我会一直记得。”
他在暮色中站了很久，然后转向我，问了一个我在此后多年中反复回忆的问题。
“华生医生，福尔摩斯先生醒着吗？”
“醒着。他在补给站里，正在给迈克罗夫特写电报——站长答应明天一早派人送到最近的有完整电报线路的城镇。”
阿辽沙点了点头。然后他走下小山坡，穿过补给站空地上忙忙碌碌的人群，推开木屋的门，走向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正坐在角落里一张用弹药箱拼成的临时桌子前，面前摊着发黄的电报纸和铅笔，煤油灯的火苗在他脸庞投下深邃的暗影。
“福尔摩斯先生。”阿辽沙轻声叫他。
福尔摩斯抬起头，将铅笔放在桌上。
“卡拉马佐夫先生。您不休息？”
“不。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阿辽沙说，声音温和但坚定，“火车明天继续往西去——彼得堡，莫斯科，伦敦。但我的教堂还在东边。我的学生还在等我。那些冻伤的囚犯还在等我回去给他们换药。斯麦尔佳科夫还在森林里某个地方——也许死了，也许没有。如果他没有，那么他也是我的兄弟。我不能离开。我不能丢下他们，就像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需要我的人。”
福尔摩斯没有说话，站起身来，走到阿辽沙面前。
“您不需要我的批准，卡拉马佐夫先生。您从来不需要。您今天早上走进那道裂缝时，就已经做出了比这个选择更难上百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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