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们徒步前往那座小镇。
暴风雪在黎明前停了。森林中一片死寂，积雪覆盖的松枝低垂，偶尔有一团松软的雪块从枝头滑落，发出轻微的簌簌声。我们沿着一条几乎被雪掩埋的小径向东走了将近两个小时，靴子踩在齐踝深的雪中，每一步都要耗费平时三倍的力气。福尔摩斯走在前面，他的步伐依然稳健，但速度比平时慢了不少；他在途中至少停下来四次，仔细观察林地中的某种痕迹。
第三次停下来时，他在一棵老松树的树干上发现了几道深深的抓痕。那抓痕从齐腰的高度一直延伸到树干分杈处，足有八九英尺长。树皮被撕裂的方式很不寻常。不同于野兽爪子留下的那种四道平行的沟槽，而是五道，间距异常宽阔，仿佛留下它们的生物长着一只巨大而瘦长的手。
“这棵树，”福尔摩斯低声说，用手指触碰其中一道抓痕的边缘，“就是彼得罗夫昨晚提到的那棵。”
我走近细看。树干的根部有一道垂直的裂缝，正如彼得罗夫描述的那样——裂口从上到下贯穿了整段树干，两侧的树皮向外翻卷，形成一个黑黢黢的空洞。洞口边缘的木质已经冻得发白，但空洞内部的黑暗却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是一种仿佛在主动吞没光线的浓稠暗色。一股微弱的气流从洞中渗出，带着一股极其轻微的、类似腐肉和湿灰混合的气味。我承认我在那一刻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了大衣口袋，握住了手枪的枪柄。
福尔摩斯在树洞前蹲下，用放大镜检查了洞口边缘的冰晶和木质纹理，沉默了大约两分钟。然后他站起身，将放大镜收回口袋。
“洞口的冰晶上有微量的盐分结晶，”他说，“应该不是雪水冻结的纯净冰——是海水冻结时才会形成的那种含有氯化钠的晶体结构。这棵树的根部不接触任何地下盐矿或盐湖，方圆三百英里内也没有海水。”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往那黑暗的洞口望了最后一眼，转身继续向东走去。
将近正午时分，我们走出了森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被积雪覆盖的平坦荒原上，坐落着一座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只有一条主街和散落在街道两旁的几十栋木屋，屋顶上积着厚雪，烟囱中冒出稀疏的白烟。镇子的尽头是一座低矮的木结构教堂，洋葱形的穹顶上覆满了霜，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种黯淡的铅灰色。教堂旁边有一间更小的木屋，窗户透出橘黄色的光——那是这整个冰原上最温暖的一点颜色。
一个年轻人在教堂门前劈柴。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羊皮袄，腰间扎着一根麻绳，挥动斧头的动作沉稳而有节奏。他看上去二十五岁左右，身形消瘦，但肩膀很宽，深棕色的头发从羊皮帽檐下露出，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前。当我们走近时，他抬起头来，放下斧头，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的脸上有一种与周围严酷环境格格不入的表情，是一种宁静的、近乎温柔的专注。那是一张你可能会在意大利修道院的壁画上看到的面孔，而不是在西伯利亚一个冰封小镇的木柴堆旁。
“您是卡拉马佐夫先生？”福尔摩斯用俄语问道。
年轻人微微一愣，然后露出一个意外的、略带腼腆的微笑。
“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他说，“不过这里的人都叫我阿辽沙。二位找我有什么事？”
他的英语出乎意料地流利，只带着很轻的口音。
福尔摩斯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用的仍然是迈克罗夫特为我们准备的那套“地质顾问”的身份。阿辽沙认真听着，点头致意，然后请我们进他的木屋坐下。屋内十分简陋，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炉子里烧着几块劈柴，炉子上搁着一把熏得发黑的铜壶，壶嘴正冒着热气。靠墙的搁板上摆着寥寥几本书——我注意到其中一本是俄文版的《圣经》，书脊已经开裂，边角磨损，显然经过了反复翻阅。
“地质顾问，”阿辽沙倒了两杯热茶递给我们，然后在床边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请原谅我的直言，二位看上去不像地质学家。”
福尔摩斯挑起一边眉毛。“何以见得？”
“地质学家通常随身带着地质锤和罗盘，”阿辽沙平静地说，“而您，先生，您走路时习惯性地用手杖点地，但您点地的动作不是为了探测雪的深度，而是在测量步伐的均匀性。您的同伴右手食指上有一层老茧，那不是握地质锤的手会长的茧，那是军医握手术刀的位置。还有，”他看了一眼福尔摩斯大衣口袋的轮廓，“您口袋里装着的，是一本皮质封面的记事簿——规格恰好与一位女士用来写日记的那种记事簿相符。”
福尔摩斯沉默了片刻，然后嘴角浮现出一丝我所熟悉的微笑——那是在遇到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时，他特有的赞赏表情。
“卡拉马佐夫先生，看来我们的身份伪装远不够完善，”他说，“那么，容我重新自我介绍。我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来自伦敦。这位是我的朋友兼同事华生医生。我们受一位委托人的请求，前来调查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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