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安的街市上有一则流言，传的是沸沸扬扬。
内容大概是当朝宰辅、云国公秦时恃功自傲、跋扈至极。不仅仗着手中的权势硬生生的逼的万年县的古县令打算辞官，甚至还亲自到县衙去羞辱古县令。
古县令的官声一向很好，这几年万年县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流言传出后，在民间的反响很激烈。
但不等流言进一步发酵，古县令就亲自出来辟谣了。
声称云公乃是社稷功臣，他个人对云公是极为推崇尊敬的，请众乡邻切勿轻信谣言，更不可传播此等言论。污蔑朝廷重臣，是要被问罪的。
顿时，流言不攻自破。
就在士族们纷纷咒骂古韬没有骨气，居然轻易就向秦时低头，果然是寒门出身，一心攀权附贵，没有丝毫风骨可言！
而他们准备想其他办法继续抹黑秦时的时候，秦时也准备利用“新华轩”对他们进行第一波收割了。
这一天，从开业以来，就一直将纸张价格定在5钱一张的新华轩，突然宣称“开业酬宾”活动已经结束，今后纸价将恢复至正常价格的25钱一张。
这个价格，虽然同样比其他士族店铺的同价位纸有质量优势，但至少不存在之前那种夸张的价格差了。
众士族在惋惜没有便宜可占的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新华轩真的可以将纸张成本降低到那种程度，他们家族这些年建立起来的“知识垄断”的优势将丧失大半。
武德九年十一月二十六。
李二在朝会后再次召集大臣们开小会，不过这次人有点多。
不仅有秦时等心腹，还有裴寂、李纲等老一辈官员，以及如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这样官职不算高，但是才名远播之人。
讨论的话题也只有一个——科举！
李二首先表示，大唐自武德五年开科举以来，每年都有开科取士，至今共计录取秀才科6人，进士科27人，明经科463人。
但是，数年过去，真正可堪一用之人，却是寥寥无几。
就连被视为储相之才的六位秀才，在被授予官位后，表现也是均未能达到预期。
能考中秀才，其天赋才情皆是万中无一，如今却悯然众人，究竟是何原因？难道是我大唐对人才的培养方式有问题吗？
（解释一下，隋唐科举，分秀才、进士、明经三科。
其中秀才最难，也最尊贵，隋朝时录取人数就少，唐朝更少。每年就那么一两个人，有时候甚至一个考上的都没有，所以在高宗永辉二年时就停了。
从武德五年至永辉元年，二十九年出了二十九个秀才，但是这二十九位储相别说出宰相，就连史书留名的都没有一个。
上文提到的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都是隋时的秀才，孙伏伽还是武德五年进士科的第一名。
除了基数小之外，主要是当时规定秀才科“举不第，连坐州长”，也就是地方官推荐了，但是没考上要被罚。
因此，地方不敢荐、先生不敢教、士人不敢考，考上的都是无师门、无党派、无背景的孤家寡人。
而当时朝廷的中高层几乎被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天策府功臣垄断，有才无背景的秀才们冒不了头。
进士科录取人数略多，考的是诗赋 + 时务策，地位也很高，被称为白衣公卿。
进士的基数更多，加上基本都是有一些出身的，武德的这27个进士也出了不少名人，做到宰相的也有3个。
明经科，考的是背经书、默写、解释经文，记忆力好就能过。
而且一年录取几十上百人，属于最容易的上岸选择，并且初始官阶往往还比进士更高。
但是上限比较低，能做到高品级的人非常少，唐初时的代表人物就是狄仁杰。
因此，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比喻考明经的简单与考进士之难。）
有大才的秀才们为什么冒不了头，在场的士族出身的官员们都心知肚明，但没人蠢到承认是他们在联手打压。
眼看李二要发火，秦时站出来解释道，“陛下息怒，臣以为，诸秀才、进士有才而不显，非是朝廷养士无方，实是三科之制、用人之途、官场之势三者不合也。
秀才者，皆经国之才。
然其一时间太短，历练不够。
二来，登科者皆为寒门、平民学子，或是面对诱惑难以把控，或是难识奸狡之计。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一入仕途，便入权贵交织之网，自是难以挣脱。
第三，这些人出身微寒，上无援引，下无党援，遇事不敢言、有功不敢争，稍有锋芒便遭排挤，纵有良谋亦难施展。
久而久之，锐气消磨，才情沉埋，不过碌碌随众而已。非其才不堪用，实是势不能用也。”
“景玉见微知着，一语道尽症结之所在。”李二叹息道，“景玉既知其弊端所在，可有解决之法？”
“陛下欲为国甄选良才，此乃利国利民之事。臣虽驽钝，敢不效犬马之劳？”秦时躬身道，“陛下欲选良才，以臣之愚见，有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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