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漕运码头那些沿着运河排开的税关木棚,在春日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桐油与铁锈混合的古怪气息。程允执走近其中一间棚子时,正看见两个税吏按着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人,将他的货担掀翻在地。散落出来的青瓷碗碟在泥地上滚开,其中一只细白瓷碗撞到棚柱,“啪”地碎成七八片,裂口在晨光里泛着冷冽的光。
“这一担,按册该征‘瓷器税’三钱、‘市肆税’两钱、‘脚力税’五分、‘关津税’八分。”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税吏抖着手里的货单,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商贩脸上,“可你这单子上只写了‘碗碟三十件’,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夹带琉璃、玛瑙?”
商贩跪在地上,双手护着剩下的碗碟,声音发颤:“大人,小人这是景德镇粗瓷,最便宜的那种,哪来的琉璃玛瑙?这些税……小人这担货统共才值二两银子,税就要征去六钱,这……”
“六钱?”旁边年轻些的税吏冷笑,“还有‘秤耗’‘解费’‘火耗’,加起来七钱三分。缴不缴?不缴货扣下,人锁去见官!”
伯颜帖木儿蹲下身,拈起一片碎瓷。蒙古贵族的手指沿着瓷片锋利的边缘缓缓划过,目光却落在地上一方被踩得半陷进泥里的木制官斛——那是用来量征粮税的容器,斛壁上刻着“洪武五年制”的字样已经模糊,但侧面一道深深的凹痕清晰可见。
“草原上部落之间交易羊毛,”他站起身,将瓷片放在税关的木案上,“用的是祖先传下来的‘公平袋’。袋子的尺寸是固定的,装满了就是一袋。如果有人偷偷把袋子内壁削薄一层……”他指了指官斛侧面的凹痕,“就像这样,看起来还是一斛,其实已经少了一成。”
其其格带着户部清吏司的算手,在翻阅通州税关三年的《征榷簿》。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税目迷宫:同一批江西瓷器,入通州关时征“入关税”,出关进北京城征“城门税”,在商铺寄卖征“市肆税”,若走陆路转运还要征“脚力税”。更令人费解的是,每种税下面还有“正税”“杂税”“耗羡”等名目,杂税之下又分“秤耗”“解费”“火耗”“鼠雀耗”……
“这‘鼠雀耗’是什么?”她指着一行墨迹较新的记录。
税关书办搓着手解释:“这个……货物在仓库存放,难免被老鼠麻雀糟蹋,所以征税时要预先加征一点,弥补损耗。”
“可这单上记的是昨日入关的鲜鱼,”其其格盯着那行字,“鲜鱼在码头当场查验、当场征税,不过一个时辰就运走了,哪来的鼠雀损耗?”
书办语塞,额头渗出细汗。
程允执翻开另一本《税吏考成册》,发现税吏的“优绩”标准只有一条:征额比去年增长。至于增长从何而来、商贩是否承受得起,册上只字未提。而在几页被撕毁又粘合的残页间,他看见一行潦草的小字:“三月,贩绸李姓客商因税重弃货投河,捞起已毙。”
三日后户部议事,当程允执将通州税关那套繁复如蛛网的税目摊开时,户部郎中的第一反应是辩解:“程部堂,榷税之制,皆依祖例。‘关津之税’始于周,‘市肆之征’载于《周礼》。我朝太祖定制,凡商贾之税,三十取一,已是历代最轻。”
“三十取一?那只是写在《大明律》里的‘正税’。”程允执抽出一张税单复制件,“请郎中大人算算,这单上林林总总加起来,是多少取一?”
堂中一阵噼啪算盘声。片刻,一个主事低声道:“约……约六取一。”
“六取一!”程允执将税单拍在案上,“这还不算胥吏私下加征的‘规矩钱’‘茶水钱’。郎中大人可知道,运河上如今流传一句话:‘百里行商,十税其本’。走一百里路,本钱要被税剥去十成——这不是征税,这是杀鸡取卵!”
兵部武库司主事忽然开口:“且商税过重,最终会转嫁到物价上。去年兵部采办棉甲,市价涨了三成,匠人说是棉花税重。军需尚且如此,民生何以堪?”
“草原上两个部落交易,会在旷野中点三堆火。”伯颜帖木儿沉声道,“一堆火代表马匹的数量,一堆火代表毛皮的质量,一堆火代表双方认可的价码。三堆火都燃着,交易才成。如果一方偷偷在‘数量火’里少添柴,让火看起来大其实小……”他环视堂中,“交易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了。因为信誉和火堆一样,熄灭容易,重难点燃。”
这个“化繁为简、明码实征”的思路,成了税制改革的突破口。程允执提出的新制,核心有三条:一是归并税目,将原有的数十种商税简化为“关津税”“市肆税”“交易税”三种,每税只设正额,取消所有杂项加征;二是推行“定税官斛”,由工部统一制造标准度量衡器,发至各税关,旧斛一律销毁;三是建立“税吏轮岗制”,税关吏员三年一换,不得久任一地,且考绩不再只看征额增长,需综合评估“商旅便利度”“投诉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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