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的陷落与张任的归顺，如同一场政治地震的震中，冲击波以惊人的速度向整个益州扩散。
徐康没有急于挥师成都，他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在拿下关键一子后，开始从容布局，巩固胜势。
江州城内，秩序迅速恢复。柳志率领的接收使团展现出高效的行政能力，清点府库，安抚流民，张贴安民告示，并立刻开始推行“官田租赁”与“稽查隐户”的新政。
有了张任的配合，以及对几家顽固抵抗的豪强进行雷霆手段的查抄，新政的推行阻力大减。
许多观望的中下层军官和吏员，见主将张任都已归心，徐康又确实言出必行，纷纷转而效忠。
徐康亲自探望了被软禁的严颜。
不同于对张任的“攻心”，对这位性情更为刚烈、对刘璋父子忠诚度更高的老将，徐康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徐康不谈招降，只与严颜谈论兵法、天下大势，以及北方曹操的威胁，言语间流露出对这位老将军武略和人品的敬重。
“老将军，益州疲敝，非征战之罪，乃积弊所致。康欲以此地为根基，兴复汉室，非为一己私利。老将军纵不助我，亦请保重身体，他日可观康之所为，是否愧对天下苍生。”徐康言辞恳切。
严颜默然不语，但紧绷的脸色明显缓和了许多。徐康也不逼迫，下令提高严颜的待遇，允许其在亲兵护卫下于限定范围内活动。这份“不杀之恩”与“识人之明”，通过各种渠道传开，进一步软化了益州抵抗势力的心态。
就在徐康稳步经营巴郡之时，成都的恐慌达到了顶点。
刘璋在州牧府内如坐针毡，下面的大臣们争吵不休。
以王商、张松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开始隐晦地提出“议和”或“请降”的可能性，认为徐康并非嗜杀之人，且其新政对稳固统治有益，顽抗下去只会让蜀中子弟血流成河。
而黄权等一批少壮派将领和部分与豪强利益捆绑极深的大臣则主张死战。黄权甚至提出放弃成都，退保雒城、绵竹，依靠蜀道天险与徐康周旋，同时紧急联络汉中张鲁，甚至远在荆州的刘备，试图引入外援。
就在这纷乱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江东军大将典韦，在扫平键为郡抵抗后，并未停下脚步，其前锋山岳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穿越丘陵，兵锋直指广汉郡，威胁成都的南部侧翼！
而与此同时，一直按兵不动的赵云所部荆南精锐，也开始沿涪水向梓潼方向运动，摆出了切断成都与北部险关联系的姿态。
徐康的布局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徐康看似在江州“休整”，实则已经张开了两只有力的铁钳，一只由典韦从南向北，一只由赵云自东向西，目标直指梓潼，且意图将成都可能北逃或西窜的路线一并封死！
压力如山般倾泻在成都城头。主张抵抗的声音在现实的军事威胁面前迅速萎缩。
这时，一直沉默的从事张松，终于看准时机，在议事时慨然出列，手持一份他“精心”整理的关于徐康治下扬州、荆南“政通人和、仓廪充实”的报告，以及对徐康“唯才是举、抑制豪强”政策的“客观”分析，向已然六神无主的刘璋进言：
“主公！今观徐镇南，虽起于微末，然胸怀大志，善纳贤才，抚民以仁，治军以严。
其兵锋之盛，连曹操亦不能挡。今我益州，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内有积弊待除。若强行抗拒，恐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非但不能保先主基业，反使百万黎庶遭殃。不若……不若顺应天命，为使益州生灵免遭战火，归顺徐公。
以徐公之明，必能善待主公，亦可使我蜀中才俊，得一展抱负之机！”
张松的话，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璋本就懦弱，见大势已去，内部意见也已倾向于投降，终于泪流满面，长叹一声：“非我不愿守父辈基业，实不忍蜀中百姓再受兵燹之灾……罢了，罢了……便依从事之言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秋，在徐康大军压境、内部瓦解的双重压力下，益州牧刘璋，在成都宣布投降，遣使赍印绶图册，前往江州向徐康请降。
消息传到江州，军中一片欢腾。鲁肃、柳志等人纷纷向徐康道贺。
徐康脸上却并无太多喜色，徐康望着成都方向，对身旁的核心僚属们说道：“取益州易，治益州难。蜀中世家盘根错节，其势力和影响力不会因刘璋投降而瞬间消失。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我等的时候。”
徐康顿了顿，下令道：“传令各部，约束将士，不得扰民，准备入成都！
子敬，随我拟定接收方略，尤其是对待蜀中旧臣和世家的政策，需刚柔并济，分寸拿捏至关重要。
通知匠作司，工坊、商贸体系要尽快引入益州，尤其是造纸、纺织等，要让那些失去土地的地主看到新的财路。
同时，益州的井盐、铁矿，要立刻纳入官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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