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爬到半空，把王家坳照得亮堂堂，可村子里的气氛，却比凌晨的雾还要沉、还要冷。深秋的风掠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压抑的哭声，压在每一个村民的心头。
张警官带着民警，把那处草垛、挣扎草地、抓痕土坡全都用警戒带圈了起来，拍照、取样、画定位图，每一道痕迹都仔仔细细固定住。那半块带血的手绢，装进密封证物袋，摆在警车上最显眼的位置，像一道无声的耳光，抽在每一个人心口，提醒着大家，那个温顺善良的女人，在这片土地上遭遇了怎样的噩梦。
刘春兰出事，已经是板上钉钉。
人，多半已经不在了。
消息压不住，也不用再压。不到一会儿，整个村子五六十户人家，全都知道了：春兰在村东头的草垛那儿被人害了，有血、有手绢、有挣扎痕迹，凶手没有外逃，就藏在本村，藏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中间。
恐慌，像风一样，瞬间传遍家家户户。
女人赶紧把孩子往家里拉，门锁得死死的，连窗户都关紧；男人聚在一起，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抽烟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人人自危，人人怀疑，人人心里都在偷偷琢磨——到底是谁，能干出这么丧良心、伤天害理的事？
王长贵家彻底垮了。
老汉躺在炕上，睁着眼发呆，眼泪干了又流，流了又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三年前他摔残了腿，家里全靠儿媳撑着，如今撑家的人没了，他觉得自己这个公公，活得窝囊又愧疚。八岁的丫丫被邻居大婶抱着，不哭不闹，就呆呆望着门口，小嘴巴瘪着，随时都能哭出来。她还在等妈妈回来给她补校服，还在等妈妈晚上搂着她睡觉，还在等妈妈喊她一声“丫丫，吃饭了”。
屋里那碗凉透的粥，被邻居心疼地收走了。
那两个放硬了的馒头，还摆在窗台上，像一个没人敢收拾的纪念，静静等着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
张警官回到村里，把村支书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叫到一起，开门见山，语气沉重又坚定：
“现在情况明摆着：第一，路线短，晚上没有外来车辆进出，狗也没狂叫，只能是本村人作案；第二，凶手熟悉春兰的作息，熟悉村里的路况，知道她傍晚要从李婶家回家，知道那段路没有路灯、天黑人少，最容易下手；第三，作案时间就在昨晚六点半到七点半之间，天刚黑，家家户户刚吃完饭，有人出门溜达，有人躲在家里，正是最方便动手、又最不容易被注意的空档。”
“所以，现在必须做一件事——”张警官眼神一沉，“把村里所有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有条件作案、有单独活动时间的男人，全部排查一遍。一个都不能漏。”
村支书愣了一下，眉头紧锁：“所有男人？这在村里可是头一遭，会不会……太得罪人？”
“得罪人，也比让凶手逍遥法外强。”张警官语气没有半点退让，“春兰上有老、下有小，平白无故丢了命，凶手就在乡亲堆里，今天不查出来，明天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别的女人、别的家庭。”
这话一出，几个老人全都叹了口气，点了头。
“查！必须查！春兰这孩子太冤，不把畜生抓出来，咱们王家坳以后都不得安宁！”
很快，村支书拿着大喇叭，在村里来回喊：
“所有十六到六十岁的男人，立刻到大队部集合，警察配合调查，一个都不能少！无故不到的，一律按嫌疑处理！”
声音在村子里来回飘，穿过土坯房，越过庄稼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没人敢不来。
来了，也没人敢说话。
不大一会儿，大队部院子里站了二十多号人。
有刚成年的年轻小伙子，有常年种地的中年汉子，有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也有爱抽烟、爱瞎溜达的闲散人。每个人脸上表情都不一样：有的坦然坦荡，眼神清亮；有的紧张不安，手脚不自然；有的故作镇定，却频频咽口水；还有的眼神躲闪，不敢和警察对视。
张警官站在台阶上，目光缓缓扫过下面每一张脸，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分量：
“今天叫大家过来，不为难谁，也不冤枉谁。只问一件事：昨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有人能给你作证吗？”
“说清楚，有人证，有时间线，你就可以走。
说不清楚，或者没人作证，我们就单独再聊。”
他顿了顿，又加重语气，字字敲在每个人心上：
“现在说实话，是配合调查，是本分。
等我们把证据查出来、把人揪出来，你再说，就是包庇、就是隐瞒、就是同罪。
轻重利弊，你们自己掂量。”
说完，民警开始挨个登记、问话，院子里只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一句句平静的问答。
“王建军，昨晚你在哪儿？”
“在家吃饭，吃完就帮王长贵找人，我媳妇、我妈都能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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