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的激烈交锋，以秦风大获全胜告终。
始皇的最终裁定，如同定海神针，彻底压下了以周青臣为首的保守派儒生对“奇技淫巧”、“僭越古制”的攻讦。
擢升秦风为将作少府丞（位列九卿之一的将作少府副手），兼领天工院事，秩比千石，这是对其功绩的极大肯定，也意味着其正式进入了帝国的中高级技术官僚体系，拥有了更直接的行政权力和资源调配能力。
更重要的是，始皇“北伐期间，一应所需，各署衙需全力配合，不得延误”的旨意，等于给了秦风一道尚方宝剑。
尽管赵高及其党羽依旧在暗中使绊子，但在明面上，再无人敢公然阻挠秦风对新式军械、后勤转运的推行。
天工院与北伐后勤统筹司的各项工作，终于得以摆脱束缚，进入快车道。
马蹄铁、高桥马鞍、双边马镫的制造速度大大提升。
在蒙恬的全力支持下，北军调集了大批工匠，按照天工院制定的标准，日夜赶工。
一批批崭新的马具，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精锐骑兵。
蒙恬甚至亲自写信给秦风，盛赞新马具“使骑士如虎添翼，控弦更稳，劈刺更疾，长途奔袭，马匹蹄损大减，实乃骑兵之魂！” 前线士气为之一振。
改良的车辆、漕船也陆续投入使用。
巴蜀粮道经过整顿，效率大增，加之新式工具助力，第一批满载的粮草，提前半月抵达了北疆大营。
负责接收的军需官，看着那整齐划一、载重惊人的四轮马车，以及卸货时省力的滑轮组，惊得目瞪口呆，连连上书为秦风请功。
与此同时，秦风并未满足于此。
他深知，技术优势需要转化为制度优势，才能持久。
在始皇的默许和李斯、蒙毅的有限支持下，他开始在将作少府和北伐后勤体系中，小范围、谨慎地推行他的“标准化”和“流程化”理念。
他组织天工院和将作少府的工匠，编制了《军械制式图谱》、《粮秣转运规程》等小册子，对各类军械的规格、材料、工艺，以及粮草包装、存储、运输的步骤，进行了初步的规范。
虽然还远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但统一尺寸、明确流程的做法，极大提升了不同作坊间零件的互换性和协同效率，减少了因规格不一造成的浪费和混乱。
他还借鉴后世“流水线”思想，在制造马蹄铁、箭镞等消耗性军械时，尝试将工序分解，由专人负责固定环节，虽然遭到了一些老匠师的抵触，认为“匠气”会流失，但生产效率的显着提升，让反对的声音很快被压制下去。
这些看似细微的改革，如同涓涓细流，悄然改变着庞大的帝国机器运作的某些环节。
效率的提升是实实在在的，损耗的降低也肉眼可见。
尽管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如习惯了粗放管理的低级官吏、固守传统技艺的匠人头目），但在北伐这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面前，在始皇的明确支持和前线捷报频传的背景下，这些阻力并未掀起太大波澜。
然而，朝堂之上，并非所有人都乐见秦风崛起。
赵高集团虽然暂时蛰伏，但仇恨的毒焰从未熄灭，只是在等待更致命的机会。
而另一股力量，也在这新旧思潮的碰撞中，逐渐向秦风靠拢——这便是以长公子扶苏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开明，或对现状不满的少壮派官员和士人。
扶苏自上次与秦风深谈后，深受触动。
他亲眼见证了秦风所倡“以工代赈”、“格物利民”的理念，在天工院和后勤改革中初见成效，这比他以往所学的空洞仁义说教，更具体、更务实，也更能看到富国强兵的希望。
他数次在公开场合称赞秦风所为“乃实学济世之道”，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秦风的新政推行提供支持，比如在选拔赴北疆指导新农具的“劝农使”时，倾向于选用务实能干的年轻官吏。
一些在儒家内部本就对繁琐礼制、空谈性命感到不满的“实学”派士人，如博士叔孙通（虽然后来以制定朝仪闻名，但此时尚属年轻进取派），也渐渐对秦风产生兴趣，认为其“格物致知”的理念，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开始与天工院有所接触，探讨学问。
甚至部分出身寒微、凭军功或实干晋升的官吏，也对秦风注重实效、不重出身的作风颇有好感。
虽然秦风并未明确结党，但一个以“务实”、“革新”、“强技”为潜在共识的松散联盟，正在悄然形成。扶苏，无疑是这个联盟中身份最显赫、也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一日，秦风正在天工院与禽滑厘研讨一种新型投石机（配重式）的草图，扶苏不期而至。他轻车简从，只带了两名随从，显得颇为随意。
“秦先生又在钻研奇器了？”扶苏笑着走进工坊，对满地的木屑、草图毫不介意。
秦风连忙见礼：“不知公子驾临，有失远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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