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倒是知晓，老叔苏辙曾与这位番长有过一段渊源。
元佑三年，苏辙任职户部侍郎时，曾遇一桩颇为棘手的案件。
一位广州的蒲姓蕃商直诉至户部，状告广州蕃坊番长辛押陀罗名下资财百万贯，因其前些年返回故国，已被其国主诛杀，在宋国并无亲生子女，依《宋刑统》，此属“户绝”，其巨额家产理当充公。
与此同时，另有两位自称辛押陀罗府上管事之人亦呈上诉状，力辩主人虽无亲子，却立有养子，依宋律，养子亦有继承权，家产不该籍没。
蒲姓商人当即反驳称，这个所谓养子，原本是辛押陀罗在海外买下来的童奴，只不过到了大宋境内，为了符合宋朝的法律，才登记为养子。
宋国不允许奴籍的存在，雇佣仆从最多也只能十年，将仆人登记为养子、养女，以便长期驱使，也是普遍存在的“国情”。
元佑初年，废除了青苗钱、助役钱，国库岁入，从元丰时期的六千多万贯，跌到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正是用度紧张之时。①
忽有百万贯蕃商巨资可能“充公”入库，户部上下难免心动，私下议论“此巨资不可失也”。
然而，苏辙并未被这笔“天降横财”所惑。
他冷静推敲，详细诘问那蒲姓商人三个问题：
其一，辛押陀罗的死讯，是其家人亲友报至广州的么？
蒲姓商人言辞闪烁，只道是往来海商传递的消息。
苏辙立即察觉，此乃“风闻”，并无确证。
若是凭借这模棱两可的消息，就“籍没”辛押陀罗的家财，与抢劫何异？
于是，苏辙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辛押陀罗的这个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还有在世的吗？
按照宋朝的法律，如果养子的父母、祖父母都不在世了，被起诉或自诉财产纠纷案，官府不得受理。
蒲姓商人此刻已经冷汗涔涔，但这事一查就知，无法撒谎，他只能坦诚相告，没有。
苏辙接着发出第三问：法告户绝，本应在本州县状告，为何不在广州起诉，而要千里迢迢，越级诉至汴京户部？
蒲姓商人强辩，称户部总管天下财赋，故此越级陈情。
苏辙当即明断：此诉不予受理。理由有三：其一，死讯无确证，仅凭传闻；其二，养子无尊亲在，依法不得起诉；其三，越过广府，直诉户部，是越级上诉，违制。
那蒲姓商人还不服气，苏辙直接明言，若不服，可径往御史台或尚书省再诉。
蒲姓商人这才灰溜溜撤诉而去。
苏辙虑事周全，恐那两位辛府管事心中惶惑，对大宋律法保护蕃商财产之诚意生疑，还特意将其召来，温言安抚，详解判决依据，以安其心。
事后，户部同僚中不无微词，认为苏辙过于较真，平白放过了这百万贯横财，实在可惜。
即便辛押陀罗死讯不明，也可将案件悬置，拖上一两年，若辛押陀罗仍未现身，再行籍没，岂不稳妥？
何必当即承认其养子身份，断了这条财路？
当时的户部，可是穷得响叮当，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花呢！
苏辙不得不向同僚剖析其中关窍：那蒲姓商人为何舍近求远，不在广州起诉，非要来户部？
不就因为广州本地官员熟知蕃情，清楚辛押陀罗根底与贡献，不愿贸然担上“夺产”恶名，污了清誉？
蒲姓商人来户部兴讼，未必真指望成功，不过是想借得户部些许含糊态度，回广州散布“朝廷有意籍没”的流言，以此动摇广府官员的决断罢了。
若我户部态度暧昧，甚至默许，广州市舶司的官员，自然会“领会上意”，辛押陀罗的家财，怎么可能保得住两年三年？
若是辛押陀罗真的平安归来，却家财一空，此后还敢来大宋做生意吗？
广州城的数十万蕃商见到此情此景，又会怎么想？
辛押陀罗可是被宋国朝廷亲自任命的“番长”，连番长的财产都保不住，其他人的财产，还能有保障吗？
苏辙只说蒲姓商人有意借机“动摇州县”，然而，户部的同僚，哪个不是官场上摸爬滚打二三十年的人精，怎么会听不出苏辙的弦外之音？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一般，就算辛押陀罗的财产全部充公，这蒲姓商人也分不到一分钱，他这么热心干什么？
这蒲姓商人，大概率就是广州市舶司的官员授意，来探户部口风的。
辛押陀罗是蕃商，财产“籍没”，第一波接手的，必然是广州市舶司的官员。
雁过拔毛，向来是官场的潜规则。
只要户部态度暧昧，广州市舶司便可借“上方授意”的名头，心安理得将辛家财产清查充公。
届时，广州市舶司的一干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吃得脑满肠肥。
“劫掠蕃商、败坏市舶”的千古骂名，却要户部经办之人来承担。
想通广州市舶司这等“借刀杀人、移祸上官”的算计，户部上下是人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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