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诸臣最终批阅了那份经由国子监、礼部层层呈递的联名陈情书，也全面研判了都察院关于吴怀仁舞弊案的骇人案情。此案虽由副主考勾结吏员所为，主考赵弘简查无受贿实证，仅以“失察”论处罚俸，但顺天乡试取士之公信已遭重创。若不能妥善善后，不仅士林不服，恐伤国家抡才之根本。
几经廷议，旨意明发：丙辰科顺天府乡试所有中式举人，功名暂予保留，但须于十月十五日，集中于国子监，由礼部尚书亲自主持，予以统一复试。复试只考一场，四书文一、五经文一、策一问。届时未到场应试者，视为情虚，革去举人功名，永不叙用。
消息传出，京华震动。这一百零三名新科举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如释重负，摩拳擦掌，准备再显身手；有人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更多人，则是五味杂陈。
对严恕、欧阳诩、崔琰等十七名联名者而言，这道旨意不啻为一种迟来的“正名”。他们当初“自愿请复”的诉求，以最彻底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压力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具体——必须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复试中，真正考出水平，方能彻底洗刷嫌疑，站稳脚跟。严恕接到正式文书时，手很稳，只对担忧的抱书说了句：“该来的，总会来。准备考篮吧，这次，简单些。”
对于其他那些未曾联名、却也自认清白的中举者，心情则复杂得多。他们多少有些埋怨严恕等人“多事”，将所有人拖入这般尴尬境地，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牵连的无奈与必须背水一战的紧张。国子监内，往日同科中举者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而疏离，十七人隐隐自成一体。
最惶恐的，自然是那些以各种形式参与了作弊，但尚未被牵扯出来的人。复试如同一面照妖镜，悬于头顶。逃避即意味着承认自己不配此功名，应试则可能当场出丑，同样功名不保。数日之间，竟有十一人以“染疾”、“丁忧”、“急事归乡”等各种理由，向礼部报备无法参加复试。朝廷毫不留情，朱笔一批，此十一人功名当即革去，榜文除名。这般雷厉风行，让剩余者更不敢再有丝毫侥幸。
十月十五，晨。
国子监内的季考场早已布置停当，比乡试号舍宽敞明亮许多，但肃杀之气更浓。四周禁军林立，面无表情。剩余八十多名新科举人，依名册验明正身，搜检之严，犹胜乡试——经此一案，无人再敢大意。众人按编号入座，鸦雀无声，唯有纸笔摆放的轻响。
辰时正，礼部尚书亲临，绯袍玉带，神情肃穆，于上首坐定，并不多言，只一颔首。考题由书吏当场誊写，悬挂展示：
四书题： “君子不器。”
五经题（各考本经）： 严恕需考《诗经》——“赋也，六义居首，试言其体要。”
策问题： “问：漕运、边备、吏治，三者于今孰为最急？何以筹之？”
题目下发，满场但闻研墨声与压抑的呼吸。
严恕凝视“君子不器”四字。此题出自《论语·为政》，言君子之学，不当如器物般拘泥于一用，而当体道通变，无所不宜。破题需点明“器”之局限与“不器”之宏通。
他提笔，于草稿纸上写下：“圣人论君子之体，期于大道而非小成也。” 破题径直将“器”归于“小成”，将“不器”归于“大道”，格局顿开。承讲、起讲，层层推演，论君子何以通晓仁义、明达事理，故能随材任使，无施不可，而非固守一技一能。文中自然融入了对“知者不惑”的更深理解，以及对“诵诗三百，授政不达”的反向思考：君子，正是要超越“诗书之器”，达于“经世之用”。全文气韵贯通，多了几分发自肺腑的坦然与洞见。
五经题考“赋”体，正在他用力之处。他结合《诗经》中《烝民》、《韩奕》等篇章，阐发赋体直陈其事、体物写志的特点，言其“铺采摘文，体物浏亮，乃教化之宏裁，雅颂之流亚”，论述清晰有据。
最后的策问，直指时务核心。经历过这场风波，严恕对“吏治”二字的体会刻骨铭心。他并未贬低漕运、边备之重要，但明确指出：“三者皆急，然吏治为纲。纲不举，则目张无力。漕运之弊在吏胥侵渔，边备之弛在将吏贪懦。故今日之筹，当以砥厉官常、严核考成为先。官清而后法行，法行而后漕可理、边可固。” 他将舞弊案所揭示的“吏”之腐败，升华到国政根本，对策则提出“重守令之选”、“严监察之责”、“简文法以去吏奸”数条，虽未必详尽，但切中肯綮，发自真诚。
场中其他诸生，神态各异。欧阳诩下笔如飞，崔琰沉稳健书，沈继面露矜持之色，当然，亦有人抓耳挠腮，面对“君子不器”泛泛而谈，对策更是空洞无物。
日影西斜，交卷时分。礼部尚书亲自收卷，目光扫过众人，依旧不言。但所有人都感到，一场真正决定命运的评判，才刚刚开始。他们的文章，将与他们的名望、他们在案发前后的表现，一并放在朝廷的衡尺之上，重新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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