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的京城像个烧红的铜炉，连风都带着热浪。林砚刚核完江南盐税的新账，额角的汗就顺着鬓角往下淌，他拿起案头的凉茶喝了口，茶水下肚却没压下心里的躁——边关八百里加急的文书刚送到，字里行间都透着焦灼：“军饷迟发十日，士兵怨声载道，恐生哗变。”
“大人，这军饷怎么会迟呢？”沈砚在旁看着文书，眉头拧成个疙瘩，“上月初就拨了银子，按说早该到了。”
林砚指尖敲着案面，边关军饷的账册摊在眼前，每一笔拨款的日期、数额都记得清清楚楚：“拨银日期是五月初二，走的是漕运转驿站的路子，按章程二十日就能到边关——这中间差了十日，定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
他想起三年前在运河工地上，老河工陈六说的“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士兵守着边关，拿命换军饷，若是连这点盼头都落空，心里怎能不寒？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厉害，林砚忽然站起身：“去驿站查账！”
顺天府驿站的账房闷热得像口蒸笼，账房先生见林砚带着人进来，手忙脚乱地把账本往桌下藏，被沈砚一把按住：“林大人查军饷转运账，别藏了！”
账本摊开时，纸页上满是油渍和指印，林砚翻到五月的记录，指着“军饷银车停留三日”那行字问：“这三日在何处停留？为何没有驿站签章？”
账房先生眼神躲闪，支支吾吾道：“是……是遇上暴雨，路不好走……”
“五月初三至初五，京城至保定晴空万里，何来暴雨？”林砚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气象记录，那是他仿照钦天监的法子，让各地驿站每日记录的天气，“倒是保定驿站的王站长，那几日在办儿子的婚事——你这银车，怕是去喝喜酒了吧？”
账房先生的脸“唰”地白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人饶命！是王站长说……说银车多停几日没事，让小的把日子改改……”
林砚没看他，继续翻账册，越往后看，眉头皱得越紧。军饷从京城到边关，要经过七处驿站，每处都有“停留一两日”的记录，理由五花八门：“银车检修”“马匹生病”“逢集市难行”——零零总总加起来，竟耽误了十日。
“这些人可知，他们多停一日，边关的士兵就多等一日？”林砚的声音冷得像冰，“士兵们在城楼上啃干粮时，他们倒在驿站里喝喜酒、办集市！”
沈砚在旁气得发抖：“大人，把这些人都抓起来问罪！”
“抓了他们，军饷就能准时到吗？”林砚合上账册，指尖在“转运环节”四个字上重重一点，“问题不在人，在法子——这层层转运、处处签章的规矩，本就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
回到值房时，日头已偏西。林砚铺开宣纸，研墨时忽然想起二哥信里说的“学堂的娃背书，少个助词都算错”，军饷的账，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提笔写下“军饷直达制”五个字，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一、户部直接将军饷拨至边关粮仓，跳过沿途驿站；
二、粮仓按士兵名册发放，每月初五必到，迟一日，罚转运官一月俸；
三、发放完毕后，名册需由千总签字，连同余银回执，七日内送回户部。”
沈砚在旁看着，忽然拍手：“这法子好！直接到粮仓，谁也插不了手！”
“还有一条。”林砚又添了行字，“每月初三，户部派监饷吏随银车出发，全程记录，回京后需交‘饷银日记’，漏记一字，重写十遍。”他想起监粮吏的腰牌，军饷比粮食更金贵，更得有铁规矩盯着。
奏折递上去的第二天，皇帝就召了林砚和兵部尚书进宫。御书房里，兵部尚书捧着旧例册，满脸不赞同：“林侍郎这法子太冒进！军饷经驿站转运是祖宗规矩，跳过驿站，若是银车遇劫怎么办？”
“尚书大人，”林砚呈上驿站的延误记录，“旧例是防劫，可现在成了防准时——去年军饷迟发七日，前年迟发五日，士兵的怨气比劫匪更可怕。”他指着“直达制”的条款，“银车配二十名护卫，监饷吏持‘户部监饷’腰牌，遇州县可请兵护送，比经七处驿站更安全。”
皇帝看着奏折，忽然问：“每月初五必到，若是遇上天灾呢？”
“遇天灾，监饷吏需写清缘由，连同地方官的灾情文书，一并送回户部，朝廷另行补发。”林砚从容道，“但绝不能让士兵觉得，军饷的准时，要看人的脸色。”
皇帝沉默半晌，忽然拍了案：“就按你说的办！朕倒要看看，这军饷能不能像你说的，比日头还准！”
六月初三，三辆银车从户部出发，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声响。监饷吏是跟着林砚查过粮账的老吏王诚，他捧着“饷银日记”，腰里挂着新制的腰牌，牌上“户部监饷，延误者斩”八个字闪着寒光。
“王叔，这趟辛苦你了。”林砚站在门口，递给他个油纸包，“里面是娘做的干粮，路上垫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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