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的阳光把户部值房晒得发烫，林砚却对着一幅摊开的全国舆图出神。舆图上用朱砂标着密密麻麻的红点，西北的红点稀疏，东南的红点却连成一片——那是去年各地报来的灾情，西北大旱，颗粒无收；东南洪涝，粮仓被淹，两处百姓都得靠朝廷调粮赈灾，可偏偏两地相隔千里，粮船走水路得三个月，等粮食运到，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沈砚，把各省的存粮账册拿来。”林砚的声音带着股焦灼。他想起去年陕西大旱，延安府的百姓拿着官府的“领粮票”在粮仓外排了三天队，最后却被告知“粮还在河南，没运到”，当时他就在想，这天下的粮，不能再这样零散着存了。
沈砚抱着账册进来时，额头上的汗打湿了衣襟：“林侍郎，这是各省府县的存粮记录，西北五省加起来才存了二十万石，还不够延安府半年用的；江南各省存粮倒多，可都堆在靠近运河的大仓里，真遇着洪水，说淹就淹。”
林砚把账册上的数字抄在舆图边缘，西北的“二十万石”旁画了个小小的旱灾符号，东南的“八十万石”旁画了个水灾符号。他拿起毛笔，在西北和东南之间画了条线：“你看，粮食都窝在受灾风险高的地方，真出事了，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沈砚盯着舆图，忽然明白过来：“侍郎是想……把粮食挪个地方存？”
“不是挪，是重搭个架子。”林砚蘸了点茶水，在舆图上圈出三个圈，“各省建省仓，放储备粮；各府建府仓，放周转粮；各县建县仓，放应急粮。就像修河时的工段，一级管一级，哪里缺粮，就近调拨，再不用绕远路。”
他指着西北：“这里旱灾多，省仓要多建，每座至少存够全省三个月的用粮；东南水灾多，府仓、县仓要建在高地，用标准粮仓的法子防潮防淹。”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张纸，上面画着个简单的“粮库调度图”，各省的仓用线条连起来，像张四通八达的网，“这张网织好了，不管哪里受灾，三天内粮准能到。”
沈砚看着那图纸，眼睛亮了：“这法子好！去年河南的粮调去陕西，绕了三千里路，若按这网走，从山西的省仓调，只隔五百里，十来天就到了。”
“不止快，还能省粮耗。”林砚拿出算盘，噼啪一算，“粮食运得远，路上损耗得加两成；就近调，损耗减到半成，全国一年就能省出十万石粮。”他想起改造粮仓时算的账，这粮库网，其实也是笔“省钱账”，只是省下来的不是银子，是能救命的粮食。
次日早朝，林砚捧着舆图和“粮库网奏议”出列，把西北缺粮、东南粮淹的事说了一遍，最后道：“臣请建全国粮库网，省仓、府仓、县仓三级联动，由户部统一调度，保百姓遇灾有粮，不致流离。”
皇帝看着舆图上的红点，想起去年赈灾的焦头烂额，点头道：“这粮库网是该建，只是……钱从哪来？”
“从修河省出的银子里来。”林砚早有准备，“修河原预算两百万两，实际只用了一百五十万两，省下的五十万两，正好能启动粮库网。臣算过，建一座省仓需五千两，府仓两千两，县仓五百两，先在灾情多发的十二省建，五十万两足够。”
工部尚书张大人出列道：“林侍郎只算了建仓的钱，没算运粮的钱吧？把江南的粮调到西北省仓，运费就得不少。”
“不用大调。”林砚指着舆图上的产粮区，“河南、山东是产粮大省，省仓就多存本地粮；江南的粮先填满府仓、县仓，余下的调往缺粮的湖广；西北的省仓，用每年漕运的余粮补充——这样运费最省，还能让各地粮价平稳。”
皇帝听着有理，又问：“这粮库谁来管？别建成了新粮仓，又被仓吏贪了粮。”
“用‘双人锁’和‘民监’。”林砚道，“省仓由布政使和省仓吏共管，府仓由知府和府仓吏共管，县仓由知县和里正共管，钥匙各执一把，开仓必须两人同到。每月账册公示，让百姓轮流查仓，谁也贪不了。”这些都是从改造粮仓、税改试点里磨出来的法子，管用得很。
皇帝准了奏，让林砚全权负责粮库网事宜，又特批：“粮库建得好，朕给户部记大功。”
退朝后，林砚立刻让人把标准粮仓的图纸改印成“三级仓样式”：省仓按十座标准仓的规模建，木架更高，窗户更大，还加了通风的阁楼；府仓、县仓按三座、一座标准仓建，但“双人锁”“湿度牌”一样不少。
他派去建仓的，还是那些参与过粮仓改造的工匠和小吏，领头的是通州仓场那个改过自新的山羊胡仓吏。老头捧着图纸，红着眼圈道：“林侍郎放心，老奴这辈子管粮，就没见过这么结实的仓，定让它能存二十年粮，救二十年货百姓。”
林砚亲自去了趟山西，选省仓的地址。当地知府选了片平地，说“好建仓”，林砚却带着人爬上附近的山，指着山腰的一块平地：“建在这，高处防潮，还能防山洪，离官道也近，运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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