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的武所，正值盛夏。
县党部分部成立的鞭炮屑还没扫净，王文涛就信步出了门。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走在青石板路上，皮鞋跟敲出轻快的节奏。沿街的商铺老板们纷纷探出头来打招呼，他一一点头回应，却不曾停下脚步。
“王书记长，这是上哪儿去啊？”卖糍粑的老张头咧着嘴笑问。
“去济仁堂抓点药，这天闷热，身上湿气重。”王文涛说着，掏出手绢擦了擦额角的汗。
武所的夏天总是这样，湿热难耐，仿佛整个县城都被罩在一个蒸笼里。远处的山峦在热浪中微微颤动，蝉鸣声此起彼伏，叫得人心烦。
济仁堂位于武所老街的拐角处，黑漆木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一块乌木匾额，上书“济仁堂”三个鎏金大字，据说还是前清一位举人题的字。推门进去，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药铺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子背对着门，踮着脚在整理药柜。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身段窈窕，乌黑的发辫垂到腰际。听到门响，她转过身来，露出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约莫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眉眼间带着几分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
“先生是要抓药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像是山涧的溪水，清澈动人。
王文涛一时有些失神，他在武所任职半年，竟不知济仁堂里有这样一位女子。
“林老板不在？”他环顾四周，药铺里确实没有别人。
“师父出诊去了，说是西街李家的老太太咳疾又犯了。”女子解释道，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先生若是抓药，我也可以帮忙。”
王文涛这才注意到，她虽然年轻，但动作麻利，对药柜的布局十分熟悉，显然不是生手。
“你是林老板新收的学徒？”
“帮工钟嘉桐，”她微微颔首，“在济仁堂已经好多年了。”
王文涛在柜台前的榆木椅子上坐下，目光却不离钟嘉桐。她算不上绝色，但五官清秀，皮肤白皙，尤其是一双眼睛，像是会说话。更难得的是她身上那种恬淡的气质，与县城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女人截然不同。
“我这些日子总觉得身子重，口中发苦，想来是湿气太重。”王文涛说道，眼睛却一直盯着钟嘉桐忙碌的身影。
钟嘉桐点点头，从柜台下取出一张方子：“这是师父常用的祛湿方，您看看是否合适。”
王文涛接过方子，却不看药方，反而问道：“钟小姐懂医理？”
“略知皮毛，”钟嘉桐谦逊地低下头，“在济仁堂久了，耳濡目染罢了。”
“听口音，钟小姐不是本地人？”
钟嘉桐手上的动作顿了顿，随即又恢复如常：“我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山那边？”王文涛若有所思，“隔壁蕉岭？三九年、四零年那边闹饥荒，不少人往我们闽西跑。钟小姐也是那时候来的？”
钟嘉桐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多言，转身开始抓药。她手法娴熟，戥子用得极准，不多不少，分毫不差。王文涛看着她纤细的手指在药柜间飞舞，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
“钟小姐家中还有何人？”
“就我一个了。”钟嘉桐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王文涛不再追问。在武所这地方，像钟嘉桐这样的逃难者不少，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他隐约觉得，这个女子的故事，恐怕比大多数人都要复杂。
药包好后，钟嘉桐用细绳仔细捆好，递给王文涛：“三碗水煮成一碗，早晚各一次，连服三日。”
王文涛接过药，却不急着付钱，反而问道：“多少钱？”
“三百块。”
王文涛掏出一张五百元的关金券放在柜台上：“不用找了。”
钟嘉桐看着那张钞票，犹豫了一下：“这太多了，师父回来会责备的。”
“那就当是预付的诊金，”王文涛笑道，“我日后会常来。”
他拎起药包，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钟嘉桐正低头整理柜台，一缕碎发垂在颊边，衬得脖颈越发白皙。
回到县党部办公室，王文涛立刻派人去调查钟嘉桐的底细。不出三日，一份简单的报告就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钟嘉桐，原名不详，约生于一九一四年生人，祖籍蕉岭河口。父去世后，母改嫁，跟随爷爷奶奶，一九三二年经人介绍到济仁堂学徒。一九三八年经林蕴芝主张，嫁给济仁堂管事林世才，后听说林世才又说去江苏参军抗日，此后音信全无。钟嘉桐一直在济仁堂老板林蕴芝照顾下，在药铺做帮工。关系尚好。
报告虽然简单，但王文涛却从中读出了不少信息。一个独身女子，丈夫生死未卜，在这乱世中无依无靠，正是最容易掌控的那类人。更妙的是，她在药铺工作，每日接触三教九流，若能为他所用，必能收集到不少有用的情报。
几天后，王文涛又去了济仁堂。
这次钟嘉桐正在碾药，石臼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见到王文涛，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额角的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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