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中，他深情回顾了燕昭王对他的破格提拔与毫无保留的信任，详述了自己为燕国开疆拓土、破齐复仇的历程，反复申明自己对燕国社稷的赤胆忠心，绝无二志。最后，他恳切请求继续留镇齐地，为燕国守卫这得来不易的东方屏藩，并表示愿将家眷送往蓟城为质，以明心迹。他试图用这种极致的坦诚和主动效忠的姿态，来打动年轻的君王，消除那些可能的疑虑。
然而，他低估了君王心中一旦种下猜忌的种子便会疯狂滋长的顽固力量，也高估了自己在失去了燕昭王这座唯一且最有力靠山之后，在新君心中的实际分量。他的自陈表非但没有如预期般消除燕惠王的疑虑，反而在燕惠王身边那些早已嫉妒乐毅功勋、或欲讨好新君、或与骑劫等将领关系密切的近臣（如大夫骑劫一党）的刻意解读和煽动下，变成了“恃功自傲”、“拥兵自重”、“不肯奉还权柄”的明证。他们进言道：“乐毅若真心无瑕，何须多此一举，长篇大论？分明是心虚！其请留齐地，是以屏藩为名，行割据之实！以家眷为质？何其虚伪！其家眷在燕，然其心腹将士皆在齐，一旦有变，区区家眷焉能制之？”
流言在蓟城的宫廷与坊间愈发猖獗，内容也越来越骇人听闻。从最初的“尾大不掉”，迅速演变成“阴结赵使”，最终竟编织出他“暗通齐国田单，欲联结赵国，瓜分齐地，自立为王”的弥天大谎。这些荒谬却恶毒的指控，如同毒藤般缠绕上燕惠王本就脆弱多疑的心。
终于，在那个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清晨，一队来自蓟城的宫廷使者，顶着凛冽的风雪，携带着燕惠王的亲笔诏书，抵达了乐毅位于齐地边境的大营。诏书以华丽而冰冷的辞藻写成，开头盛赞乐毅“劳苦功高，勋着社稷”，继而笔锋一转，以“年事渐高，久历风霜，宜加休养，颐享天福”为名，罢黜了乐毅上将军、昌国君等一切军职与爵禄，任命骑劫为新任主帅，全权接掌伐齐军务。诏书的最后，以看似客气实则不容置疑的语气，“请”乐毅即刻交割印信兵符，返回蓟城“述职”。
冰冷的诏书绢帛握在手中，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乐毅的心上。最后一丝幻想，被这柄由猜忌与谗言铸成的冰冷匕首彻底刺穿、粉碎。他明白，所谓的“述职”，不过是诱捕的幌子。一旦他踏进蓟城，等待他的绝不会是封赏和安抚，而是罗织的罪名、阴暗的牢狱，甚至是一杯毒酒或一把利剑。燕昭王时代给予他的一切荣耀与信任，在新王的一道诏书下，已化为泡影，甚至成了催命的符咒。
他步履沉重地走出中军大帐，站在辕门外。漫天飞雪扑打在他未戴头盔的脸上，与温热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他仰起头，望向灰蒙蒙的、不断洒落雪花的天空，喉中发出一声悠长而悲怆的叹息。这叹息声中，有对燕昭王知遇之恩的追忆，有对未尽功业的遗憾，有对麾下将士的担忧，更有对自己刚愎自用、不听挚友良言的深深悔恨。英雄泪，终是未能忍住，滚落脸颊，瞬间在寒风中变得冰凉。
“将军！” “上将军！” 闻讯赶来的众多部将，已聚集在营前，人人面带悲愤，眼中含泪，更有性情刚烈者已按剑怒骂。他们追随乐毅征战多年，深知主帅的为人与功绩，对此等鸟尽弓藏之举，无不感到心寒与不平。
“乐将军！蓟城去不得啊！” 几名最为忠心的旧部僚属牵来数匹矫健的战马，急切地催促道，“骑劫那厮已率其亲兵卫队前来接管大营，路上恐有埋伏，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营外远处，已隐隐传来杂乱而急促的马蹄声，那是骑劫部队迫近的声响。
乐毅猛然回头，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身后飘扬的“乐”字帅旗，看了一眼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此刻眼含热泪的将士，看了一眼这片白雪覆盖的、他曾为之奋战多年的燕国边境土地。所有的留恋、不甘与痛苦，在这一刻化为决绝。燕国，已无他乐毅立锥之地！
天下之大，四海茫茫，此刻能容他、也敢容他，或许也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的，只有那一位远在邯郸、曾给他写过那封字字泣血警示信笺的挚友所在之处！
他不再犹豫，猛地一抹脸，翻身跃上一匹心腹牵来的骏马。马儿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悲怆与决绝，昂首嘶鸣。
“走！” 乐毅低喝一声，最后望了一眼蓟城的方向，眼中最后一点光芒寂灭。他一勒缰绳，在几名誓死相随的心腹家将的死命护卫下，如同离弦之箭，冲破漫天狂舞的风雪，向着西南方向——赵国的国土，疾驰而去，将身后的军营、帅旗、以及他半生在燕国的功业与荣耀，彻底抛在了苍茫风雪之后。
乐毅不听苏秦之劝，终遭罢黜，被迫奔赵。一代名将，终究未能逃脱“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古老悲剧，在燕昭王死后不久，便踏上了仓皇而悲凉的流亡之路。风雪淹没了他远去的马蹄印，也仿佛预示着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燕国伐齐大业，即将面临的倾覆危机。而他的命运，也将自此与赵国，与那位在邯郸运筹帷幄的故友，再次紧密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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