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余长老则强压怒火，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华夏语，悲愤地控诉楚国如何步步紧逼，侵吞越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压迫其族人，垄断盐铁贸易，使得越人生计日益艰难。他声称，越人的反抗实属被逼无奈，是为生存而战，他们不愿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只求能保有现有的栖息之地和进行公平贸易的基本权利。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堂上气氛剑拔弩张，仿佛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苏秦高踞主位，面容沉静如水，只是默默倾听，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言辞的表象，直抵双方内心的真实诉求与恐惧。直到双方陈述完毕，堂内陷入一片压抑的寂静，他才缓缓睁开微阖的双目，沉吟片刻，声音沉稳而清晰地响起，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不容置疑的权威：
“楚越之争，绵延数十载，积怨已深，非一日之寒所致。本约长深知，双方皆有其不得已之处。”他先定下基调，表示理解双方的困境，缓和了紧张气氛，随即话锋一转，“但，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当今天下大势，强秦虎视于西，合纵抗秦乃存亡之道，是为大局。东南若起烽烟，徒耗华夏之力，予虎狼以可乘之机，此绝非天下之福。”
他目光扫过景邵和无余，继续道：“故此，为顾全合纵大局，亦为楚越双方长远计，本约长裁定如下——”
苏秦提出的方案，条分缕析，却让双方初听之下都感到十分意外：
“其一，楚国需即刻停止对现有越人主要聚居区（随后由纵约长府派员协同双方勘定大致范围）的一切军事进攻与经济压迫，正式承认越人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自治之权。越人各部首领，需共同奉表，向楚王行称臣纳贡之礼，然贡物种类、数量需从简，以示羁縻，不增越人负担。”
“其二，越人各部落，需歃血为盟，共同立誓，停止对楚国边境城邑、军事哨所及所有水陆商路的一切袭击、劫掠行为。越人内部纠纷，可由其部落长老依传统习惯法自行裁决，但绝不得以此为由对外寻衅。”
“其三，于双方边境地带，由纵约长府指定地点，开设三处官督民营之互市。允许楚商与越人自由入市交易，楚国官府不得实行贸易垄断，需确保公平交易，盐铁等物需合理定价；越人则需发誓保障互市安全，并按约定税率缴纳市税，税款由纵约长府派员监督，部分用于维持互市，部分上缴楚国国库。”
“其四，以上三条，即为盟约。由本纵约长府派遣专职司马及吏员，常驻边境及互市，监督执行。若此后任何一方有违反此约之举，无论是楚兴无名之师，还是越行劫掠之事，均视为对合纵权威之挑战。本约长有权依据盟约条款，采取包括经济制裁、通告列国谴责，乃至联合其他盟国进行必要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维护协议之效力，确保安宁！”
这一方案，堪称平衡艺术的典范。它既给了楚国最看重的“面子”——越人名义上的称臣纳贡，满足了楚怀王的天朝上国虚荣心，使其对国内有所交代；又给了越人最需要的“里子”——实质性的自治权、生存空间和公平的贸易权利，避免了亡族灭种的危机。对楚国而言，避免了可能陷入战争泥潭的风险，稳住了东南边境，能更专注西线；对越人而言，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和发展空间。而最精妙之处在于，苏秦将最终的监督执行和仲裁权，牢牢抓在了纵约长府手中，这使得他的权力触角，第一次实质性地越过长江，延伸到了广袤的江南乃至沿海地区，为未来干预更广泛的“蛮夷”事务树立了先例。
景邵使者心中虽略有遗憾，未能借苏秦之手彻底解决越地问题，但细想之下，此方案确为楚国避免了巨大风险和消耗，且监督权在苏秦手中，也是对越人的一种强力制约，回国复命足以交代。而无余长老，更是内心狂喜，几乎不敢相信条件如此优厚，能保住家园和传统生活方式，称臣纳贡的象征性代价简直微不足道。
“纵约长明察秋毫，裁决公正！外臣/小人谨遵仲裁！”片刻的权衡与沉默后，景邵与无余几乎同时躬身，向堂上那位一言可决千里之外战和的纵约长，表达了遵从。
苏秦仲裁楚越之争，一言九鼎，使干戈暂化玉帛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列国朝野。这一次，列国君主和策士们感受到的震撼，远胜于赵燕调停。苏秦不仅能调解华夏诸侯内部的纷争，甚至其权威已然能够跨越华夷之辨的鸿沟，仲裁一个老牌王国与被视为“蛮夷”的土着势力之间的复杂冲突，并且双方皆能服从。这种影响力，已然超越了春秋以来任何一位霸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天下共主”的雏形姿态。一言出，而楚越息兵，商旅复通，此等威望与权柄，当真旷古烁今，合纵之势，至此臻于极盛。苏秦本人，立于邯郸城头，南望楚天，深知脚下的权力之峰，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前方的风，也必将更加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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