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整合中原的战略方略既定,便需以具体事务为抓手,彰显其纵约长的权威,并实践其调和内部矛盾的构想。机会很快便主动送上门来——赵国与燕国之间,因边境部分城邑及草场的归属,爆发了摩擦。
此事说来颇有渊源。赵燕两国接壤,边界线漫长而曲折,多有山川河流为界,但具体到某些水草丰美的河谷、富含矿藏的山地,界限便有些模糊。尤其在北段的云中、代郡与燕之上谷、渔阳交界处,数条河流历经改道,形成了几片肥沃却权属不明的冲积平原;南段邯郸与燕下都武阳之间,又有大片林地与猎场,历来是双方贵族争夺的游猎之地。以往齐强之时,赵燕同为合纵盟友,尚能顾全大局,默契地维持着一种模糊的共管状态,搁置争议。如今强齐已倒,外部压力骤减,加之伐齐之战中,两国皆出力甚巨,自觉功高,对这些“无主之地”(原为齐之附庸或缓冲地带,或更早时期遗留的争议区)的争夺之心便活络起来,都认为己方在战事中付出更多,理应获得补偿。
起初只是边境牧民因放牧范围发生械斗,继而两地守将互相指责对方越界,摩擦升级,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互有伤亡。消息传至邯郸与蓟城,两国朝堂之上,主战之声渐起。尤其是赵国的一些少壮派将领,自恃赵国经历胡服骑射后国力军力强盛,认为燕国不过是凭借苏秦之谋与乐毅之勇才得以复兴,实力底蕴远不及赵,竟敢与赵国争利,实属不智,叫嚣着要“给燕人一个教训”。燕国方面,虽国力稍逊,但自昭王励精图治、破齐雪耻后,国势正盛,士气高昂,亦不肯在涉及国土尊严的问题上示弱,朝中强硬派主张“寸土不让”。
消息传到武安君府时,苏秦正在后堂服用调理气息的汤药。他听完幕僚详细的禀报,将手中的药碗轻轻放在案几上,褐色的药汁微漾,旋即平静。他脸上看不出喜怒,只眼神深处掠过一丝了然与凝重。
“知道了。”他只说了这三个字,便挥手让幕僚退下。
此事看似是常见的边境纠纷,规模不大,却极为敏感和关键。赵国是他的根基所在,赵王给予他至高荣誉与权位,邯郸的武安君府更是他经营天下的中心。燕国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倾注心血助其复兴,燕昭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乐毅更是挚友与臂助,是他构想中合纵联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两者发生摩擦,他若处理不当,稍有偏袒,都可能引发另一方的强烈不满,甚至导致联盟出现裂痕,让虎视眈眈的西陲强秦有机可乘。但反之,这亦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向天下诸侯,尤其是合纵联盟内的各国,展示他苏秦,已超然于单一国家利益之上,是真正能仲裁列国事务、一言九鼎的纵约长。这不仅是解决争端,更是树立联盟内部规则和权威的实践。
苏秦没有立刻召见赵王或燕国驻邯郸的使者,那样会显得仓促且易于陷入具体争执。他首先动用了自己精心构建的情报网络——“蛛网”,命令迅速查清冲突地区的具体地理详情、历史沿革、人口聚落分布、以及双方争执的真正焦点与背后推动的势力。不过两日,详尽的报告便呈送上来,何处是战略要地,何处关乎经济命脉,何处仅是面子之争,皆了然于胸。
与此同时,他分别给赵国的相国平原君赵胜和燕国的亚卿、实际负责外交事务的乐毅发去密函。信函以私人渠道送达,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直指利害核心。
给平原君的信中,他写道:“赵与燕,唇齿相依,乃合纵之基石,兄弟之邦。今强齐初平,而秦虎狼之心未泯,正需我东方诸国同心协力之时。奈何为边陲几处尺寸之地,遽起刀兵之争?若兄弟阋墙,两败俱伤,岂非令亲者痛、而仇者(暗指秦国)快?望平原君明察秋毫,以大局为重,务必劝谏大王,暂息雷霆之怒,约束边将,勿使事态扩大。一切静待苏秦处置,必不使赵国利益受损。”
给乐毅的信则更为直接,点明燕国的处境:“昭王与燕国今日之兴盛,得来何其艰难。当此大局初定之时,宜静不宜动,宜稳不宜躁。赵国之势,君所深知,其铁骑之锐,非一日可当。逞一时之快,若启战端,非但边境难宁,恐损昭王基业。还望乐毅兄劝谏昭王,稍安勿躁,保持克制。苏秦必秉持公道,给燕国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两封信,一封以“合纵大局”和“秦国威胁”警示赵国,一封以“国力对比”和“国家安危”点醒燕国,有效地安抚了两国最高决策层中的理智派,暂时压制了主战的喧嚣。
稳住两国高层后,苏秦不再犹豫,他以六国纵约长的正式身份,同时向赵王宫和燕王宫发出盖有纵约长大印的正式文书。文书措辞严肃,指出赵燕边境冲突已危及合纵联盟之团结,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边境军事行动,将军队后撤二十里,脱离接触。并限期内派出全权特使,赴邯郸武安君府进行谈判,由他本人亲自仲裁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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