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老虎格外顽固，北京的空气里还飘着暑气的余温，黄土坡却已浸在秋雨里。聂红玉刚把百货大楼的中秋礼盒订单敲定，沈廷洲就顶着一身泥点从火车站冲回来，军绿色帆布包上沾着的草屑都湿透了：“红玉，坏了！东北的黄豆涨了三成，山东的花生更是一天一个价，中间商说要不是咱们订得早，现在连货都拿不到。”
这话像块冰碴子，砸在刚热起来的办公室里。周明远捏着刚算好的成本报表，指节泛白：“聂总，原材料一涨，咱们休闲系列的利润直接砍半。要是跟着涨价，学生和工厂青年肯定嫌贵；不涨，这个月就得亏本。” 林晓燕也急得眼眶发红，她刚和天津的经销商签了下月的供货合同，价格都定死了，现在原材料涨价，违约要赔不少钱。
聂红玉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搪瓷杯——那是她刚穿越到黄土坡时，沈廷洲用退伍津贴买的，杯沿都磕出了豁口。前世在锦绣酒店当经理时，她最擅长应对这种“成本突袭”：酒店的牛羊肉总在冬季涨价，她就提前和牧区的供应商签“四季定价协议”，夏天低价锁货，冬天稳赚不赔。“慌什么？” 聂红玉突然抬眼，目光扫过众人，“原材料涨价不是突发事，是咱们没提前筑好‘成本防线’。咱们去黄土坡，和生产队签长期定价协议，把原料价格锁死！”
“去黄土坡？” 沈廷洲愣了一下，“汤书记是支持咱们，可乡亲们未必肯。现在市场上花生黄豆价格疯涨，他们肯定想卖高价，谁愿意和咱们签低价长约？” 柳氏端着刚蒸好的窝头走进来，听见这话也跟着发愁：“可不是嘛，黄土坡的张云生昨天还托人带话，说有南方的贩子去收花生，一斤比咱们给的价高五分。乡亲们都盯着呢。”
“乡亲们要的不是‘一时高价’，是‘长久安稳’。” 聂红玉掰着指头分析，“贩子收价高，但收完就走，明年要是歉收，他们未必来；咱们和生产队签协议，保底价、保收购量，还能优先雇乡亲们去分厂上班，这是贩子给不了的。” 她抓起桌上的公文包，“沈廷洲跟我去黄土坡，谈协议；周明远留厂里算协议细节，把保底价、溢价条款都列清楚；林晓燕去和经销商沟通，说明情况，咱们用‘后期返利’稳住他们，别违约。”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沈廷洲就坐上了去黄土坡的火车。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沈廷洲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她，自己靠在过道上，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这是娘早上煮的，你垫垫肚子。” 聂红玉咬着鸡蛋，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突然想起1968年刚到黄土坡时，也是这样的秋天，她背着原主的破包袱，踩着泥泞的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不一样了，她要给黄土坡的乡亲们，也给她自己的事业，筑一道稳当的墙。
黄土坡的雨还没停，土路泥泞得能陷住鞋。汤书记听说他们来谈协议，顶着雨就从公社跑来了，裤脚卷到膝盖，腿上全是泥：“红玉啊，你来得正好！南方贩子哄抬价格，乡亲们都疯了，连明年的种子都要卖。我正愁没法劝呢。” 他领着聂红玉和沈廷洲往生产队走，路上的乡亲们看到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可一提到“签长期协议”，脸上的笑容就淡了。
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张云生正带着几个乡亲翻晒花生。看到聂红玉，他搓着手，表情有些为难：“红玉妹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南方贩子给八毛一斤，你给七毛五，差五分呢。我这当队长的，总不能让乡亲们吃亏。” 旁边的李大娘也跟着说：“是啊红玉，我家小三子要娶媳妇，就指望这季花生换彩礼呢。贩子给的价，能多换半袋白面。”
聂红玉没急着反驳，而是蹲下身，拿起一把湿漉漉的花生。黄土坡的花生颗粒饱满，是她当年教乡亲们用“起垄种植”的法子种出来的，比以前的产量翻了一倍。“张大哥，李大娘，我问你们三个问题。” 她的声音不大，却盖过了雨打谷场的噼啪声，“第一，贩子今天给八毛，明天会不会降到七毛？第二，明年要是天旱，花生减产，贩子还来不来收？第三，就算年年卖高价，你们的花生能卖一辈子吗？”
打谷场上瞬间安静下来。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他们都记得，前几年闹灾荒，花生减产，贩子踪影都没见，最后还是聂红玉的加工厂以保底价收了他们的花生，才没让大家饿肚子。“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时高价’，是‘一辈子的保障’。” 聂红玉从包里掏出协议草案，“第一，保底收购价七毛五，比今年的市场价低五分，但比去年的保底价高一毛；第二，要是市场价涨到一块，咱们按九毛五收，给乡亲们补差价；第三，分厂优先雇签协议的乡亲，男工一天两块五，女工两块，比去城里打工还划算；第四，咱们帮生产队建种子库，免费提供优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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