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的一个清晨，何承平被窗外麻雀的啁啾声唤醒。他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看了几秒，然后猛地坐起身——五点一刻，比闹钟早了十五分钟。
轻手轻脚地下床，何承平从书桌抽屉里摸出手电筒和一本《数学复习纲要》。家里三间房，父母和弟妹还在睡，他不敢开灯。手电筒的光圈在书页上晃动，那些函数公式、几何定理在昏黄的光线下像神秘的符文。
“哥，你又这么早。”何虹平揉着眼睛从里屋出来，声音带着睡意。
“吵醒你了？”何承平压低声音。
“没有，自己醒的。”何虹平倒了杯水，在他对面坐下，“今天复习什么？”
“解析几何。”何承平翻着书，“这部分总是掌握不好。”
何虹平探头看了看：“哥，这题可以用向量解，更简单。”
她拿过笔，在草稿纸上画坐标系，写向量表达式。何承平看着妹妹熟练的动作，心里既骄傲又惭愧——虹平才十五岁，还在上初三，可数学思维比很多高中生都清晰。
“虹平，你以后一定能考上好大学。”他说。
何虹平笑了笑，没说话。她心里清楚，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1977年恢复高考只是开始，真正的春天还要再等几年。但她不急，她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六点半，李秀兰起床做饭。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响，很快，玉米糊的香气飘了进来。
“承平，虹平，吃饭了。”李秀兰在厨房喊。
饭桌上摆着一锅糊糊，一碟咸菜，还有三个煮鸡蛋——那是专门给何承平补脑子的。何启平已经去上班了，钢厂卫生院人手不够要轮流值班。
“妈，我吃一个就行。”何承平把两个鸡蛋推给弟妹。
“你吃你的。”李秀兰把鸡蛋推回去，“你现在是关键时期，不能缺营养。虹平启平以后有的是机会。”
何虹平默默剥开鸡蛋，蛋白很嫩，蛋黄是诱人的金黄色。她知道母亲偏心，但这份偏心背后是沉甸甸的期望——大哥是家里第一个有机会考大学的孩子，承载着全家的希望。
“承平，”何天能一边喝糊糊一边说，“昨天我跑车去省城，在新华书店看到几本复习资料，买回来了。晚上你看看。”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三本书：《物理习题集》《化学精要》《政治时事》。书很旧，边角都卷了，但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爸，这书……”何承平翻开一本，扉页上写着“赠学友：共勉 1975.3”。
“废品站淘的。”何天能说，“原来的主人可能也是知青，没赶上好时候。你好好用，别辜负了。”
何承平攥紧书，重重地点头。
同一时间，市机械厂单身宿舍里，何禄平正对着一道机械设计题发愁。
“禄平，还看呢？”同屋的小王打着哈欠，“都几点了，睡觉吧。”
“你先睡，我再算会儿。”何禄平头也不抬。
桌上的台灯已经亮了四个小时，灯泡烫得能煎鸡蛋。草稿纸堆了厚厚一摞，上面画满了齿轮、传动轴、受力分析图。这是中专教材里的一道难题，老师当年说“超纲了，不用掌握”，可何禄平偏要弄明白。
他想起五年前考上中专时的情景。那是何家村第一个中专生，爷爷摆宴席，全村来贺。那时他觉得，中专毕业，分配工作，这辈子就稳了。
可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了。
“禄平，你都二十了，还考什么大学？”有同事劝他，“中专毕业，技术员，工资不低，再过几年提工程师，多好。”
是好。可何禄平想要更好。
他想起大哥何承平——那个从小成绩就好，却因为这些年的运动调整了自己理想的堂哥。现在大哥在拼命复习，他有什么理由不拼？
“禄平，”上铺的小王忽然说，“你说……咱们真能考上吗？都扔下书本好几年了。”
何禄平停下笔，想了想：“不试试怎么知道？”
窗外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夜班工人在换班。何禄平看了看表，十二点半。他关掉台灯，躺到床上，却睡不着。
脑海里全是公式、定理、图纸。
还有爷爷临终前的脸。
“天培，天能，……照顾好你娘……”
爷爷的话像回声，在耳边一遍遍响起。何禄平翻了个身，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何家这些年经历了太多变故，现在终于有机会改变了。
他一定要考上。
红旗公社知青点，何承平的几个初中同学正在煤油灯下啃书。
“这政治题也太难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哀嚎，“‘四项基本原则’是哪四项来着？”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旁边梳着麻花辫的女生头也不抬地背出来。
“秀娟，你记性真好。”
“不好不行啊。”叫秀娟的女生苦笑，“我家里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回不去家里，就得在这村里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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