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人民大会堂。
下午三点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玻璃窗，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规整的光斑。宴会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前排是即将接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后排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空气里有种庄重的安静，偶尔有翻动纸张的窸窣声，或者压低嗓门的交谈。
林修远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深灰色中山装——这是母亲李秀兰专门为他准备的，料子厚实，针脚细密，领口和袖口熨得笔挺。他坐得很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前方主席台那面巨大的国徽上。
金色的国徽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麦穗和齿轮的图案清晰可见。
“紧张吗？”旁边有人小声问。
林修远转头，是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位老工人。看年纪有六十多了，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双手粗糙，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干了一辈子重活的手。
“有点。”林修远实话实说。
老工人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紧张，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后来想明白了——咱是来领奖的，又不是来受审的，怕啥？”
他指了指自己胸前的奖章：“我，煤矿工人，干了四十二年。这是第三次来了。”
林修远这才注意到，老工人胸前已经别着两枚劳模奖章，金属表面被摩挲得发亮，边角有些细微的划痕，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您真了不起。”林修远由衷地说。
“有啥了不起的，”老工人摆摆手，“就是干活呗。把该干的活干好，对得起这份工钱，对得起国家给的这份信任。”
他说得很朴实，但话里有种沉甸甸的分量。
林修远想起自己这些年做的事——开公司，做生意，搞研发，买地盖楼。都是“干活”，只是干的活不一样。
音乐响起来了。
不是激昂的进行曲，而是一首舒缓、庄严的乐曲，像山间的流水，像大地的呼吸。所有人都站起来，目光投向主席台侧面的入口。
领导们鱼贯而入，在主席台就座。没有繁琐的程序，主持人简单开场后，直接进入颁奖环节。
“下面，宣读一九九六年度全国劳动模范名单——”
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宴会厅的每个角落。一个个名字被念出来，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简短的介绍：某某某，纺织女工，连续十年无次品；某某某，铁路司机，安全行车一百万公里；某某某，乡村教师，扎根山区教育三十年……
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沿着走道走向主席台。他们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男的，有女的，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工装、白大褂、军装、农民的粗布衣裳。但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神情：郑重，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骄傲。
“林修远——”
听到自己名字时，林修远的心跳快了一拍。
“修远集团董事长，在实业报国、科技创新、吸纳就业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后面的介绍他有些听不清了。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道向前走去。脚步很稳，但手心在微微出汗。
走到主席台前，一位领导把奖章和证书递到他手里。奖章沉甸甸的，金色的五角星在灯光下闪着光，背面刻着一行小字：全国劳动模范。证书是暗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体。
“祝贺你。”领导握了握他的手，笑容温和，“继续努力。”
“谢谢。”林修远说。他本来想说更多，但喉咙有些发紧，只吐出这两个字。
他捧着奖章和证书，转身面对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咔嚓咔嚓的声音此起彼伏。他看见周秉文坐在后排，正用力鼓掌；看见赵铁柱眼圈有点红，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看见王援朝咧着嘴笑，嘴都快咧到耳根了。
还有更多不认识的人，都在看着他，眼神里有鼓励，有赞许，还有……一种共鸣。
他们都是劳动者，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的方式，建设着这个国家。
这一刻，林修远忽然明白了“劳动模范”这四个字的重量。
它不是商业上的成功，不是财富的积累，不是媒体的追捧。
它是承认——承认你的劳动有价值，承认你的付出有意义，承认你是这个国家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并且做得很好。
仅此而已。
但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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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结束后，是简短的座谈会。
劳模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围坐在圆桌旁，交流心得。林修远这一组有十个人：那位老矿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一个年轻的消防员，一个农业技术员，一个公交车司机，一个环卫工人，还有几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一线工作者。
主持座谈的领导说：“大家随便聊聊，说说自己的故事，或者有什么建议、困难，都可以提。”
起初有点冷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好意思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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