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黄昏。
吉林城已经拿下来了。三天激战，这座东北重镇的城头终于插上了红旗。但代价是惨重的——东集团伤亡近万人，光是主攻东门的部队就损失了三千多。街道上到处都是未清理的瓦砾、烧焦的汽车残骸、还有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深秋的寒风中散发出甜腥的腐臭。
独立师的临时驻地设在城东原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一个团部大院。院子很大，三进三出，青砖灰瓦，但现在窗户大多被炮弹震碎了，屋顶也开了几个天窗。战士们正在清理院里的垃圾，把国民党留下的文件、报纸、破损的家具堆在空地上烧掉。浓烟滚滚，火光映着一张张疲惫而年轻的脸。
陈锐站在二进院的堂屋里，看着墙上还没撕掉的国民党军“剿匪守则”和“忠勇为国之本”的标语。标语是毛笔写的，字很工整，落款是“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六十军一八四师政治部”。如今写字的人不知是死了还是跑了，只留下这些墨迹，在昏黄的夕照里像某种讽刺的遗迹。
“师长，各营的伤亡统计报上来了。”参谋长拿着一叠文件走进来，声音低沉。
陈锐接过，没立刻看。他走到窗前，望着院里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面孔是陌生的——红窑和吉林两场仗打下来，独立师伤亡过半，补充的新兵和解放战士比老兵还多。现在全师满编三千二百人，但真正从威虎山带出来的老底子，不到八百了。
“念吧。”他说。
参谋长翻开文件：“一营，阵亡一百二十七人，重伤六十三人，轻伤不计。二营，阵亡一百零九人，重伤五十八人。三营……阵亡二百零四人，重伤九十一人。其中红窑战斗的老兵占阵亡数的七成。”
陈锐闭上了眼睛。红窑那些熟悉的面孔——李二牛、八连指导员老韩、三营那些光着膀子往坑道里冲的战士——都成了纸上的数字。冰冷的，沉默的，再也不会笑的数字。
“沈部长怎么样？”他问。
“转到后方医院了。腿是保不住了，但命保住了。医生说，修养三个月能下地，但以后……”参谋长没说下去。
陈锐点点头：“通知后勤部，给沈部长安排最好的条件。等他伤好些，任命为师后勤部副部长兼兵工厂长。咱们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坐镇后方。”
“是。”
“还有，”陈锐转身，“阵亡将士的名单，要核对清楚，一个不能错。抚恤金和烈士证，尽快办理。家里有困难的，师里要管。”
参谋长记录下来，犹豫了一下：“师长，还有件事。新补充的解放战士里，有些情绪不太稳定。昨天三营有个原国民党兵，半夜偷偷跑出去，说要回老家，被哨兵拦回来了。一调查，他家在锦州，现在还在国民党手里。”
“思想工作要跟上。”陈锐说，“但不能急。这些人昨天还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就成了同志。转变需要时间。告诉各营教导员，多谈心，少说教。他们也是穷人出身，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要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
“明白。”
参谋长离开后，陈锐终于翻开那叠伤亡统计。一个个名字，有的他认识，有的不认识。年龄一栏，大多是十八到二十五岁。籍贯一栏，山东、河北、河南、东北各地都有。最后一栏，“家庭情况”，很多写着“父母在堂”、“有妻儿”、“独子”。
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名字都停顿几秒，像是在心里默哀。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屋里没有点灯，只有余烬的微光映着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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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师部厢房。
赵守诚还没睡，就着油灯在写政治工作总结。他的左臂伤还没好利索，写字时得用右手托着左手手腕。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门被轻轻推开，陈锐端着一碗热汤进来。
“老赵，还没歇着？”
“马上就完。”赵守诚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你也没睡？”
陈锐把汤放在桌上，在对面坐下：“睡不着。白天去看了一圈驻地，新兵太多了，队都站不齐。有的连解放战士占一半，语言不通，习惯不同，训练都成问题。”
“慢慢来。”赵守诚接过汤碗，是白菜豆腐汤，飘着几点油星，在深秋夜里冒着热气，“我刚参加革命时，也是从新兵过来的。那时在江西，我们一个班八个人，有四个是白军俘虏转化的。开始也别扭，但一起打了几仗，一起啃过树皮，一起睡过草窝，就成兄弟了。”
陈锐沉默了一会儿：“老赵，你说咱们这么打，到底值不值？”
赵守诚放下碗，看着他：“老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看着那些新兵，大多不到二十岁。本该在家种地、娶媳妇、生娃，现在却端着枪，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陈锐的声音很低，“咱们打下一座城，死几千人。国民党守一座城，也死几千人。死的都是中国人，都是穷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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