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初，谣言像山间的瘴气，悄无声息地在晋察冀根据地弥漫开来。
起初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话，在饭后的树荫下，在夜里的通铺上，在背人的角落里低声流传。
“听说了吗？陈顾问以前是南边大城市里的少爷，留过洋的，怎么会跑到咱们这山沟沟里打鬼子？这里头……有说法。”
“啥说法？”
“不好说……反正，他懂的那些东西，太玄乎。你看那些机器，听都没听过。还有他练兵的法子，跟咱老红军那一套，不太一样。”
“听说西南那次……去了十五个，就回来三个。王铁牛多好的汉子，说没就没了。跟着陈顾问出去的，折了多少老兄弟了……”
这些私语像霉菌一样滋生。然后，谣言开始升级，变得具体而恶毒。
有人说，陈锐其实是国民党派来的“高级特工”，用先进技术骗取信任，目的是最终控制八路军。
有人“回忆”起，陈锐刚来的时候，说话口音“怪怪的”，偶尔会冒出些“听不懂的词”。
更有人在夜里偷偷散发手抄的“揭帖”，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异人现，刀兵起；技术兴，兄弟亡。”后面还附了首恶毒的顺口溜，把近期根据地的牺牲和损失，都归咎于陈锐带来的“邪术”。
人心开始浮动。一些战士看陈锐的眼神里，多了迟疑和审视。有基层干部在开会时，委婉地向赵守诚提出“统一思想”的问题。
真正的重击来自天上。
五月七日清晨，日军的两架九七式轻轰炸机低空掠过根据地几个主要村庄，没有投弹，而是撒下了大量传单。
传单印刷粗糙，但内容极具杀伤力。上面用拙劣的笔迹模仿王铁牛和其他几位在西南牺牲战士的“口吻”，写着“遗言”：
“弟兄们，我是王铁牛。我跟陈顾问去了西南，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他不是咱的人……别信他……替我报仇……”
“我是刘大勇，死前说句良心话，陈锐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传单上甚至盖着伪造的、模糊的“指印”。
飞机飞走后，村民们捡起传单，识字的人念出来，不识字的人听着。恐慌和猜疑像野火一样蔓延。一些牺牲战士的家属痛哭失声，拿着传单找到部队，要讨个说法。
“这是鬼子的反间计！卑鄙！”胡大海气得把传单撕得粉碎，“铁牛他们要是地下有知，非气得活过来不可！”
赵守诚脸色铁青，在紧急会议上拍桌子：“查！是谁在背后嚼舌根，造谣言！抓到一个，严惩一个！”
“光抓不行。”陈锐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平静得有些反常。他拿起一张传单，仔细看着上面伪造的笔迹，“鬼子这招狠。他们知道，牺牲的同志没法开口辩解。他们利用了我们对战友的感情，对牺牲的悲痛。”
他放下传单，看向众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大规模内部审查，搞得人心惶惶，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他们会说：看，陈锐心虚了，开始清洗了。”
“那你说怎么办？”刘长急切地问。
“分两步走。”陈锐站起来，“第一，明面上，大张旗鼓地澄清、教育、安抚。赵政委，你负责组织所有连以上干部学习，把谣言一条条驳斥。把我在湘江、金沙江、杨村做的事情，还有我们建立兵工厂、培训技术员、打退鬼子扫荡的成绩，都摆出来。让战士们自己算账，跟了我陈锐，是根据地变强了还是变弱了，牺牲的同志是死得值还是不值。”
“第二，”他目光转向老周，“暗地里，保卫部门和‘利刃’联手，给我把造谣传谣的源头，特别是跟日伪有勾连的内奸特务，连根拔起。要快，要准，要狠。但要秘密进行，不要搞得风声鹤唳。”
“利刃”刚刚经历了黑石峪的惨重损失，士气有些低沉。但当李水根和刘大栓把任务传达下去时，这些老兵油子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比起在训练场摔打，他们更擅长也更渴望这种刀尖舔血的真格行动。
行动在五月中旬一个雨夜展开。代号“雷霆”。
“利刃”分成六个小组，在保卫部门前期侦查的基础上，同时对根据地内三个疑似日伪特务窝点、两个与敌占区有可疑联系的商号、以及四个谣言传播最活跃的村庄目标人物，实施抓捕。
陈锐坐镇指挥部。雨点敲打着临时指挥所的油毡棚顶，噼啪作响。电台里，各个小组的报告简短而冰冷。
“一组，目标控制，缴获电台一部，密码本三册。”
“二组，遭遇抵抗，击毙两人，抓获三人，发现伪造的边区证件和武器。”
“三组，目标潜逃，正在追捕……”
“四组，任务完成，抓获目标及接头人共四名，搜出大量传单底稿和伪造的牺牲战士‘遗物’……”
行动持续到黎明。雨停了，天色灰蒙蒙的。
共抓获特务及重大嫌疑分子十九人，击毙拒捕者五人，捣毁电台两部，缴获密码本、伪造证件、武器、金银财物及大量宣传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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