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活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约有2.5万名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梅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梅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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